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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对外开放与稳定人民币汇率是我国对改革开放进程中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恰当的开放策略是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大前提，而汇率政策又是开放策略顺利实施的基本保证。 我国的对外开放自1979年开始，至今已历时近三十年。这期间，通过实施积极引进外资和发展对外贸易的“外资主导”的对外开放，我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果。但是，随着国际上对于人民币升值问题的争论越演越烈，而人民币升值的调整效果又差强人意，人民币汇率调整问题的复杂性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认为研究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问题必须重视对外开放模式在这一问题中的作用。因为，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与对外开放之间已经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的关系。一方面，人民币汇率政策为改革开放的顺利实施提供必要的经济环境，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实施也为人民币汇率调整提供了基本的动力。因此，要想不孤立的研究人民币汇率调整问题，以及更全面的考虑缓解升值压力的一篮子政策搭配，必须认真分析特定的“外资主导型”开放模式与人民币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只有将人民币汇率调整问题纳入到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之中进行研究，才可能更全局的把握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规律，并为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缓解提出有益的建议。 文章的第一章，给出了一个分析开放模式与汇率政策调整相互影响的理论框架。由于汇率政策与国家开放策略之间存在相辅相承的关系，因此，在导论对现有的开放模式与汇率安排的理论进行归纳的基础上，借用汇率与经济增长方面的理论，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角度，得到汇率与开放模式相互作用的重要途径，同时还明确了汇率调整的基准应当是均衡汇率。 第二章，在对我国的对外开放和人民币汇率改革进行简单的回顾之后，结合我国开放的4个基本特点，提出了“外资主导型”开放的概念。基于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阐述了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要求有利于相适应的汇率政策搭配的观点，并证明低估且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是符合我国“外资主导型”开放的政策安排。进一步，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对于“外资主导型”的对外开放的推动作用。 第三章，在详细分析了汇率调整压力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的人民币汇率调整实践，考察了已有调整手段对既有调整压力的缓解效果。通过对新一轮汇率改革的调节效果进行分析，发现，汇率升值调节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汇率调整有效的重要前提是扩大内需政策的有效。因此接下来，从“外资主导型”开放模式的角度结合当前的内外失衡对我国内需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当前的经济环境，单凭汇率调整并不能缓解“外资主导”型开放下特有的升值压力。因为此时的汇率升值压力和汇率调整手段都具有一定的“虚拟性”，即一方面，并非本国经济主体主导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单凭汇率的调整也难以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调节。 第四章，利用了一个纳入劳动力供给弹性的BPCG模型(balance-of-payment-constrained)模型，证明，实施“外资主导”型开放的经济体，由于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不能伴随经济增长同时得到提高，汇率低估虽然可以增加出口，但是却会恶化社会收入分配，造成高增长和低需求，进而出现“外资主导型”开放特有的内外失衡。 进一步，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外资主导型”开放模式的两个重要特点——“外资主导的资本积累”和“低工资陷阱”，得到“外资主导型”开放模式下特有的经济内外失衡的形成机制。利用这个分析框架，可以更加清楚看到，我国当前的内外失衡是“外资主导型”开放内生的失衡，在这种失衡中，经济增长与汇率调整无法进入良性互动的调整的过程，因此，除非“外资主导型”的开放模式得到转换，否则简单的以调整汇率的方式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内外失衡的问题的。 第五章，利用一个基于利用外资的扩展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模型，将“外资主导型”的重要特点纳入到模型中，从理论上证明了“外资主导型”开放下人民币的调整压力主要来自于总需求。同时，通过计算计算了考虑了开放模式特点的人民币均衡汇率和汇率失衡程度，发现，与西方学者计算的40％相比，模型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最严重时的也只有15％左右，所以并不存在严重的低估，在当前升值已逾20％的情况下，应该更加关注潜在的贬值压力。 最后，通过一些相关问题的论述，指出，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缓解必须结合开放模式转换制定一揽子的应对办法，例如转换FDI引进思路，改善对外贸易结构以及保障劳动者合理收益以扩大内需，进而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人民币调整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