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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销渠道的研究是一个经典的学术论题。学术界对分销渠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渠道本身的优化及竞争，较少关注运营商视角下的耦合共轭关系对产业链各主体的经济影响。事实上，电信运营商的分销渠道面临着政府监管及与社会渠道之间的冲突等问题。本文将探讨运营商渠道主体之间的关系，并运用博弈论与数值模拟的分析方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描述这种关系背后的经济学原理，以探讨中国寡头类电信运营商的分销渠道改善路径。 在理论层面上，本文对分销渠道相关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与整合。具体而言，本文将尝试在经济学的博弈分析框架下，剖析运营商与分销商之间水平渠道冲突与垂直渠道冲突。通过运用“囚徒困境”、“智猪博弈”、纳什均衡等分析工具，我们发现，电信运营商水平渠道冲突的原因主要在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以及实力较弱的分销商对实力较强的分销商的“搭便车”行为，这一行为损害实力较强的分销商利益。通过运用混合纳什均衡、委托代理模型等分析工具，我们发现，运营商与分销商垂直渠道冲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渠道双方对渠道控制权争夺导致冲突，二是由于充当委托方角色的运营商很难满足委托代理模型中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因此充当代理方角色的分销商往往达不到运营商所期望的努力程度，从而导致运营商收益受损，从而引发冲突。 为了进一步探讨中国电信运营商之间的寡头博弈，本文选取了中国移动为案例分析对象。通过分析中国移动近几年市场势力的变迁，探讨耦合共轭中运营商与终端商、分销商、以及监管机构的关系。通过运用数值模拟的分析方法，我们发现，电信运营商与终端商冲突的焦点在于终端商新的获利渠道的出现影响了运营商的利润构成。电信运营商与分销商渠道冲突频发的原因在于目标函数、期望效用、沟通渠道、资源配置等的差异。针对上述渠道冲突，本文提出了优化冲突的相应路径:中国移动可以加大对产品的研发投入，提供长期盈利的产品，满足触发策略的条件促使渠道成员之间的自觉合作，优化水平渠道冲突;中国移动通过设计合理的薪酬考核制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等方法满足激励相容机制的条件，提高社会渠道努力程度。通过建立渠道战略联盟推动渠道整体利益提升，中国移动还可以增强渠道控制权从而提高社会渠道的叛离成本，优化垂直渠道冲突，从而平衡分销渠道主体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