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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倭寇不断侵扰中国东部沿海，防海御倭一直是朝野密切关注的议题。明代士人关于倭寇的谈论，除却专门的着述，尚有大量章奏、策论、史论收录于各种经世文献，见诸文集、地方志及兵学着述的则不胜搜采。由此观之，明代御倭史籍产生的原因似在于倭寇。事实上，倭寇现象贯穿整个明代，针对倭寇的言论历朝皆有，但专门的着述迟至嘉靖时期才出现。显然，倭寇现象只是一个历史背景，并非御倭着述产生的充分条件。 嘉靖中期以后，海寇与倭寇合流，倭忠达到了顶峰，倭乱的形成是当时历史演变的结果，1520年代前后葡萄牙人东来与1530年代日本白银的开发为1540年代中、日、葡三方走私贸易的形成制造了前提，沿海走私活动的逐步扩大进而衍生了诸多海寇暴力活动，1540年代江浙地区异常严重的灾荒则保障了海寇的人群来源，1550年代前后，朱纨厉行海禁失败，蒙古俺达汗入侵，明朝方面的防务重心转向北方，对东南沿海的防务采取了以寇制寇的消极策略，王直利用官府的绥靖及江浙地方豪强的帮助，逐步吞并整合了其它海寇势力，最终形成王直海寇集团一家独大的局面。之后以王直为首的海寇势力凭据日本平户为基地，连年勾结倭寇劫掠中国滨海，东南半壁江山皆受其害。面对危局，明朝廷一方面授予督抚更大的权限，以有效调度及整合东南各省的军力、物资及人才;另一方面，则推行广开言路的政策，允许朝野各界人士建言献策。 明代的督抚制度发展至嘉靖时期趋于成熟，明朝廷出于以文制武的考虑，督抚要职惯例由文臣出任，这就造成了文臣统军的局面，嘉靖中期以后，由于倭患的加剧，督抚大员被授予了更广泛的权力，随着执掌权限的扩大，相应的就承担了更多棘手的军政事物，开设幕府，招揽人才，襄助赞画，成为应对危局的重要辅助手段。御倭史籍的奠基之作，《筹海图编》就是在这种情势下由总督胡宗宪的幕宾郑若曾撰成的。该书在内容上涉及中国沿海各省卫、所编置的统计、海防图的绘制、新式火器与海船的介绍、日本国情的考察及抗倭死难者的记录等，若非郑若曾身处胡幕，得以参见官方档案，仅凭其私家搜集的材料是不足以完成这些内容的。另外，明代理学繁盛，广开言路的政策推行后，士人用世热情高涨，倭寇相关的奏议、策论乃至布衣言论充斥朝野。《日本一鉴》的作者郑舜功就曾以布衣的身份进京建言，由此获得兵部的举荐，为总督杨宜所辟用，并受遣出使日本。郑舜功回国后受到了续任总督胡宗宪的迫害，被执下狱，后来虽得平反，但有慨于抱负未展，遂以张骞出使西域为自况，撰书着录当年出使日本的业绩，以待知者。《日本一鉴》成书稍晚于《筹海图编》，其内容虽不及《筹海图编》全面，但由于作者曾亲赴日本考察，因此书中有很多独有的记载与独到的见解，其重要程度可与《筹海图编》相比拟而互为补充。 明代的御倭着述多达上百种，留存到现在的亦有五十种以上，《筹海图编》与《日本一鉴》之外，以《江南经略》、《筹海重编》、《两浙海防类考续编》、《海防纂要》、《全浙兵制考》五部最为系统，但《筹海重编》主要以《筹海图编》为蓝本删订而成，内容与《筹海图编》几无差异，因此研究价值有限。其它如《皇明驭倭录》、《嘉靖东南平倭通录》、《嘉靖倭乱备抄》侧重于倭寇相关史实的汇录，《日本考略》、《日本考》侧重于对日本的考述，《海寇议》、《倭患考原》侧重于倭寇成因的探讨，《备倭记》、《闽中海错疏》收录了一些防治倭寇的奏议，《温处海防图略》从军事角度讲解温州一带的沿海地理，《倭变事略》、《吴淞甲乙倭变志》、《嘉禾倭寇记略》、《台州平倭纪略》、《海宁倭寇始末》等则分记海盐、吴淞、嘉兴、台州、海宁等地方御倭的经过。诸如此类着述，都可与《筹海图编》、《日本一鉴》、《海防纂要》等参看，以为补充。 明代的御倭着述具有强烈的经世取向，如《筹海图编》、《筹海重编》、《两浙海防类考续编》等书的编撰更是在总督大臣授意下完成的，其指导军政的致用功效在成书前就已预设。当《筹海图编》这样以官方档案为基础的标杆之作完成后，后来的同类着述就只能抄引承袭其相关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