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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8年到2006年，中国迅速的推行了资产毁损领域的会计准则国际化，但从2007年起，中国的资产减值规范就因限制转回的权限而偏离了国际会计准则。在决策有用性的计量观下，现值计量有助于投资者评估公司价值。然而，全世界的会计改革者都会面临一个两难，是通过准则给予公司会计裁量权以供他们传递内部信息，还是应限制专业判断的空间以杜绝机会主义。上述资产减值会计条文的反复似乎反映了这个难题，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机会。
经过系统的检验，本文发现，首先，虽然资产减值转回同时和经济因素以及报告动机相关，但中国式的财务报告动机统治了对转回的解释力，这削弱了投资者对信息可靠性的评估，使得转回成为相对价值相关性和持久度较弱的利润项目。上述结果在改变样本和统计方法后十分稳定，表明转回并未很好的刻画经济状况的好转程度，向财务绩效的选拔方和投资者提供了含有噪音的信号。
其次，本文以转回为研究变量，测试了资产减值信息的有用性。结果发现，“当年多减，第二年再转回”的会计行为显著的削弱了资产减值的回报相关性和赢利预测能力。并且，随着第二年转回程度的增加，公司当年的减值程度和经济变量也呈现更弱的关系，这说明投资者已能在一定程度上识别提升未来业绩的冲销行为。但是，在剔除有迎合财务绩效选拔嫌疑的公司后，笔者发现八项资产减值为投资者提供了相当有用的信息，这说明转回并不是最好的侦测机会主义的变量，也说明资产减值会计对投资估价是有益的，只不过其整体有用性受到了部分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削弱。
再次，本文考察了独立审计和公司治理对转回信息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大规模的事务所提高了转回的回报相关性，但未能影响转回的价格相关性和赢利预测能力，公司治理则和转回信息的质量不相关。这一研究结果暗示，虽然监管方积极的扶持了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但我们必须谨慎的评价上市公司执行的效果。
最后，本文分析并检验了民营上市公司是否会利用资产减值来隐藏利润，从而规避政策性的支出。检验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的减值占年初总资产的比例和政策性支出的水平显著正相关，并且这种相关性要显著强于其他上市公司，暗示资产减值被公司用于减少公共投资支出的份额。
总的来说，中国的资产减值会计在整体上促进了资产信息的估价有用性，体现了会计国际化的初步成效。但是，部分上市公司相机式的运用了减值的裁量权，或是提升业绩以迎合绩效选拔，或是隐藏财富以躲避政策性支出。证据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监管方、投资者和会计信息的其他使用者之间的互动结果：出于对扶持型的市场设施的稳健评价，出于投资者在估价行为中对减值信息的有限受益，监管方谨慎的限制了资产减值的转回权限，印证了会计计量必须以不牺牲信息可靠性为前提的改革理念。证据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会计信息在公共支出分配中具有契约效应，以及“降低行政成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改善契约环境”之间的联系。
后续的会计改革可藉由本文获得两类前瞻性的信息，一是公司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运用会计裁量权，其动机未必会和准则制定方的初衷完全一致，二是单凭会计准则难以直接的实现“不牺牲可靠性而提高信息有用性”的会计改革。与之相对应，针对误导资源配置的信息后果，中国市场的监管方采取了一套系统的治理措施，包括扶持会计信息支撑环境、提供会计实务指引和限制会计裁量权。另一方面，针对减少支出和隐藏财富的情况，中国则并未单纯依赖于信息失真的治理手段，转而采取了改善契约环境的措施(如，提出降低行政成本的发展观)。这种理性的抉择治理能力，也将是后续会计改革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