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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作用最为关键的政府问智力合作组织，同时，也是多种多样的非政府智力合作组织的网络节点所在。自中国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以及全球知识界进行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场所和主要平台。正是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的教科文事业与整个世界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既包括已经融入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的全球_共识在中国场景内的扩散和光大，也包括中国独特的改革实践和发展模式对全球教科文事业的教益和启发。本文即主要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会员国中国之间的关系变化。
在历时性考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身演变的基础上，本文着重探讨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演进过程，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具体分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若干理念如何被中国接受并内化为政府的政策、中国如何接受并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若干国际公约谈判、如何参与该组织的政府问海洋委员会，以及如何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现软实力构建等问题。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得出若干尝试性结论。首先，国际组织对国家的影响，远非传统研究所揭示的仅局限于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国际组织对国家的影响已经内化入国家的各个专业领域的政策，比如教育、文化、金融，等等。中国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深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影响，而且程度超过其他国家通过双边活动对中国所发生的影响。但是，相较于双边活动所产生影响的高能见度，国际组织对国家的影响则相对隐性而不易为外界所知晓。
其次，“国际组织由会员国申请加入”这一前提，决定了国家是国际组织与国家关系发展的主动者。国家的发展进程决定了国际组织对国家的影响。具体来说，在国家处于国际体系之外时，国际组织无法影响国家；国家因国力衰弱或其他原因而采取旁观者立场时，国际组织也是很难对国家产生影响。即使国家已高度卷入国际组织的活动，因为理念或立场的分歧，国家可以选择切断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即便同一个国际组织对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同一国家，所发挥的影响力和影响的路径也不相同。知识精英起到了认同和阐释的作用，而制度精英则发挥了推广和内化入政策的作用。此外，本项研究检验了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单向进程和正反馈过程的具体路径，但关于两者之间权重对比的结论是：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始终是个“学习”国家的事实，既说明中国的主动性，亦说明了正反馈的薄弱。而这一薄弱的事实与主观意愿无涉，主要原因在于对国际组织体系的总体陌生。
再次，国家结构决定了国际组织对国家的影响力和实现影响的路径。对权力集中型国家来说，影响权力的层次越高，影响的力度越大。此外，中国的案例亦证明，路径的效率与国家的结构有关。即对于权力集中的国家来说，通常情形是，路径与政治权力的距离决定了其效率，距离权力越近的路径发挥作用的效率越高，反之则越低。影响力路径最高端的选择事关效率的最终实现。此外，同一国际组织对不同国家发挥影响力的强弱，前提是国家对国际组织合法性的认同，主要的基础是对象国与该组织在既定领域优先性的同质率或重叠率，在此基础上，国家的主动选择决定了国际组织的影响力。
最后，同一国际组织对不同的国家结构不但影响力不同，路径更不相同。通过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系演进的分析，本项研究发现，国际组织对国家的影响，无论经由何种路径，最终都会推进既定国家的国际社会合群化。这也是本论文从个案研究到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