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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上两种农学传统:即以士人为代表的学术农学传统与农夫、农妇日常所践行的实践农学传统，本研究藉由肥料技术来分析两种传统之间的分野与交汇，重点关注士人的思想与革新实践以及普通农民的农业劳作各自在中华帝制晚期肥料学史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对于士人的农业知识与农民的农学实践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即使同一学者在不同场合对此问题的态度也甚为模糊。白馥兰认为，在中国传统时代，农业是将有关自然力及过程的宇宙论知识用于稼穑的一门科学，学者型官员和士人在农业技术的创造与传播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的农学卷中，她却认为农业并非一门科学而仅仅是实用技术的累积，农业史的里程碑并不是推演新法则，而是沿革新工具、发现新作物。无论科卢梅拉、贾思勰、徐光启或是杰维斯·马卡姆，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农学家关心的不是如何阐述理论，而是记录下农民既有的经验与技术，并加以传播。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士人农学与农民农学的分野、厘清它们各自在农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便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在数千年的传统农业实践中，形成独具特色且水平高超的施肥技术，尤其是宋代以降，伴随着土地-人口比率的降低，无新土地可供开垦的农民便把全部精力用在对已有田地的精细耕作上，勤加培壅、惜粪如金成了当时整个社会的重要议题，士人和农民纷纷投身于肥料的实验与实践中，从而使肥料成为可供研究士人与农民两种农学传统的一个绝佳案例。 农民的精力主要耗费在肥料搜集上，从宋代开始，成年劳动力一方面投身于需要很大劳动消耗且需要高超技术的罱河泥上，另一方面还要利用其他空闲时间来搜集肥料，儿童、妇女或丧失劳动力的老人则经常从事拾粪活动，小农家庭巧妙地利用各种空闲时间与全部家庭成员的劳动来积攒肥料，并把肥料的搜集从生产领域延伸到其日常生活中。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从城市中运输粪便来施肥成为农业用肥的主要途径之一，形成沟通城市与乡村间资源与生态连接的产业——金汁业。在这种情况下，肥料技术比起前代有所进步，主要表现在肥料的种类不断增加，有机肥的积制和施用技术的日趋精致上，但这种“进步”实质上是以牺牲农民更多的劳动消耗和投入更长劳动时间为代价的。 官员和士人在肥料领域亦做出诸多努力与尝试，他们借助传统哲学中的气论与中医学理论，从学理的角度对施肥原理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与发挥，并依据道家炼丹之法与中医配伍之方，为土地炼制了一种包治百病的“丹药”，这种新型肥料被称作粪丹;他们对把用在名贵观赏花卉中的精细施肥法利用在大田施肥中，亦做了有益的尝试;同时，凭借宦游各地的便利条件，士人们对各地肥料技术加以记录、整理，并结合自己已有的肥料知识，积极地把先进的肥料技术与知识传播到施肥技术比较落后的地区。 本研究认为农民和士人在帝制晚期肥料史的不同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积肥、制肥与用肥是肥料使用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农民的着力点在对肥料的搜集（即积肥）上，虽然他们惜粪如金，但是仍然陷入到技术内卷中，他们的勤劳并没有带来所谓的“勤勉革命”，反而陷入危机中，直至施肥劳动获得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士人虽然在制肥、用肥的层面上虽提出了诸多理论与新见，但他们依据的原理的模糊性及其在“实效”上的苍白无力，加之学者们设计的肥料积制、施用方法在技术上的繁琐、复杂与经济上的昂贵与不合理，所以没有被农民吸收并应用到肥料实践中，其发明的新技术只停留在单纯技术发明的层面，而未能被应用到实践中引起技术革新，更遑论技术得到普及从而造成肥料技术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