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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展现了一个穆斯林家族60年兴衰的历史,叙述了三代人在婚姻爱情、人生理想及民族信仰方面的追求与抉择,从中折射出作家对本民族在民族融合的大趋势下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在社会历史的现代化演进大潮中的矛盾与困惑,传达出作家对本民族宗教信仰与传统文化的深切关注与神圣忧思。
《穆斯林的葬礼》就主要描写了韩子奇与梁氏姐妹、韩新月与楚雁潮、韩天星与陈淑彦两代人的爱情悲剧。伊斯兰教允许一夫多妻,但禁止娶两姐妹。然而韩子奇与梁家两姐妹的爱情却偏偏没能如穆斯林所愿望的那样发生了。在奇珍斋摇摇欲坠、梁氏一家惨淡经营的状况下韩子奇与师妹梁君壁结合了,并且共同孕育了一个儿子韩天星。夫妻关系融洽,家庭生活也很安稳幸福,但就在这个时候战争发生了,为了逃避战乱可能会对玉器造成的伤害。韩子奇不得不逃亡到了伦敦。在战争的阴影中、在死亡的威胁下韩子奇和梁冰玉相爱了,一起度过了最美好的十年。当他们因思念而回到北京时,这段爱情遭遇了强大的阻力。最终,韩子奇选择了婚姻,从而导致梁冰玉再度流落异国。韩子奇与梁君璧、梁冰玉姐妹的爱情悲剧不仅造成了他们三个人的悲剧人生,更引发了下一代的悲剧。韩新月和楚雁潮的爱情在作品中没有进行过多的描写,他们纯洁的爱情以一种真诚而感伤的姿态划过我们世俗的心灵,最终陨落在现实的星空。韩天星真正爱的容桂芳被母亲用尽手段破坏掉了,硬塞给他一个他不爱的陈淑彦。虽然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产生一丁点爱情的火花,但他们却是唯一成功的婚姻。成功的令人流下心酸的泪水。在这里,两代人爱的故事均以悲剧而告终,但这并不说明爱情是脆弱的,虽然新月死了,但不能说她的爱情就是失败的。谁都有权利生活,有权利去爱,所以她执著地爱着,在那种桎梏重重的家庭、社会环境中,爱得那样真、那样纯。梁冰玉也是如此,抛却一切清规戒律,在战火硝烟中与韩子奇执著相恋。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感情太过纯真、太过执著,与掺杂过多礼俗教规和虚伪客套的现实格格不入,才最终酿成悲剧性的结局。
如果说爱情婚姻是构建《穆斯林的葬礼》的基本框架,那么三代人对人生理想的执着追求则是这部作品最主要的内容构成。作品描写的20世纪20至60年代间,中国正处在巨大的历史变化之中,在极其复杂、恶劣的社会生存环境下,这个穆斯林家庭三代人都始终不曾放弃寻找并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尽管他们为之奋斗付出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但结局却都是失败。他们这种坚强不屈的奋斗精神与结局之间的巨大反差,更增强了悲剧人物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从而激起读者更多的醒悟和震惊,使人物形象具有了悲剧色彩。梁亦清是一个20世纪20、30年代的典型的小手工艺匠人形象。一个认真执着、勤劳善良、恪守本分、充满爱心、信仰虔诚的人不但没有获得想要的幸福生活,反而倒在自己终日厮守的水凳前,理想破灭、玉损人亡,令人唏嘘不已。梁亦清的悲剧形象具有代表性,作者通过描绘不仅仅是想向我们展示他个人的悲剧,更重要的是展示那个时代的悲剧。韩子奇是作家极力塑造的人物形象,他有爱他尊敬他的妻子,有稳定和谐的家庭生活。从小说人物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他应是一位成功者的形象,但作家却给了他一个悲剧性的结局。究其原因,是在时代变迁中社会上不可调和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了他身上。是当国家、民族、个人走到了转折时期,内外袭来的多重复合的价值观在一个人身上的激烈冲撞,并因其天然内在的不可消弭的矛盾所导致的尴尬与难以调和。韩子奇经受并沐浴着来自多方的文化吸引和价值蛊惑,却没有能力在原有的价值体系之上,在充斥着种种相互矛盾的精神元素的土壤中孕育出能够指导现在引领未来的崭新的生命有机体。梁君璧是一个宗教化与世俗化结合的典型人物,作家借梁君璧这个形象传达出对本民族宗教信仰与传统文化的深切关注与神圣忧思。一种古老的文明要在千年的岁月沧桑、人世浮沉中保持自身的纯洁与完整性,并且要参与构成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和尺度,可能就意味着要以贫穷落后封闭凝滞为代价;而要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就要与时俱进,就要打破这种封闭凝滞,而这往往意味着古老文明精髓的某种丢失与流变。梁冰玉是《穆斯林的葬礼》中较为独特的女性形象。在梁冰玉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人的意识、女性的独立意识与觉醒支配了她,使她超越了特定民族的心理意识,这是进步的体现。她能够看出女性对“男尊女卑”的默认是女性悲剧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长河中女性相同的命运,千百年来女性身上的樊篱,必须还得靠女性自身的力量来打破。打破的过程是痛苦的也是必须的,是需要几代人不断的努力来完成的。新月的出生是“违背”教义而来,最终又为教义而去。新月隐忍又不太软弱,坚强又不够冷酷,在挣扎中徘徊,在坚忍中生存。对悲剧来说,最紧要的不仅是痛苦,而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因此新月的性格便带有了悲剧色彩。她的悲剧一方面显示出人在生存过程中和争取自由中蓬勃的生命力,一方面则表现出个人在自然界和社会群体中最终意义上的微不足道。
霍达少时所处的回族珠玉世家的家庭环境,让她有了深刻了解民族历史的机会。因此她密切关注着自己民族的兴衰际遇,又曾充分研究过中国历史,对华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双重文化的参照赋予霍达对民族传统的辨证态度,再加上知识女性惯有的理性审视,使她反思着生活在华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撞击与融合态势下却要努力保持民族独立存在的穆斯林民族的追求与困惑。《穆斯林的葬礼》中不同人物的悲剧,既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民族宗教下的悲剧,这种在文化融合成为历史趋势的社会背景下演绎的悲剧,带有更深的悲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