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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人类面临着众多发展挑战，突破环境问题带来的发展瓶颈将是最主要的挑战之一。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既要努力促进经济增长，又要应对环境问题带来的种种冲击，承担着推进工业化进程和缓解环境压力的双重任务，因此，寻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行之有效的路径。基于这种背景，本研究尝试从制造业集聚的视角研究环境技术效率问题。制造业集聚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制造业集聚可通过集聚正外部性效应促进集聚内企业在环保节能方面的合作来共担风险，通过环境污染治理技术、设备共享来减少环境污染治理成本，通过环保节能知识的有效一出来增强环保意识，进而使集聚内的环境污染问题得到缓解;另一方面，制造业集聚通过规模生产带来环境污染总量的增加，使制造业发展逐步逼近环境承载极限。带着这样的思考，本研究着重探讨的问题是: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有怎样的影响？产业集聚对环境技术效率有怎样的影响？产业集聚对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其中第一个问题是对第二个问题研究的前提，第三个问题是对第二个问题研究的深入，因此，这三个问题根本上还是围绕制造业集聚对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展开的，旨在为政府该如何利用制造业集聚更好的实现环境与工业的协调发展提供可能的理论指导。 在大量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阐述了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技术效率的典型事件与世界经验，对中国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技术效率进行了测算及统计性描述，为整个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数据支持。接着从行业和省份两个层面实证研究了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制造业集聚对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制造业集聚外部性对环境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验证了理论假说，并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首先，通过估计结果发现，无论从行业层面还是省际层面，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均呈“N型”曲线关系，即在制造业集聚的初始阶段，随着集聚程度的增加环境污染增加;当制造业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环境污染的总量呈下降趋势;当拥挤效应产生时，制造业集聚又带来了更多的环境污染。目前中国制造业处于中级集聚阶段，并正在向集聚的拐点逼近，虽然环境污染具有逐步缓解的良好趋势，但工业经济增长没有摆脱“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型模式，既保持高产出又实现低污染的双重效果仍表现得不尽人意。因此，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在产业集聚的不同发展阶段，可能产生正影响也可能产生负影响。 其次，分别利用2001-2009年中国制造业和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无论是在行业层面还是省际层面，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技术效率之间都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产业集聚度的增加，产业集聚促进了环境环境技术效率的提高，但是当达到拐点以后，产业集聚对环境技术效率的提高起到阻碍作用。具体而言，不同环境技术效率组的制造业行业集聚对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与全国数据的检验结果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均呈“倒U型”曲线关系。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对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东、西部地区的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技术效率之间分别呈“倒U型”关系和“U型”关系，而在中部地区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由此，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产业集聚对环境技术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在拐点到来之前显著为正，在拐点到来之后显著为负，目前我国制造业集聚正在向拐点迈进。 最后，本研究认为，由专业化集聚带来的马歇尔外部性和由多样化集聚带来的雅各布斯外部性是制造业集聚影响环境技术效率的内在机制。利用2001-2008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两种外部性对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都与环境技术效率呈“倒U型”曲线关系;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可同时对环境技术效率起作用，但马歇尔外部性对环境技术效率较高制造业的作用更显著，而雅各布斯外部性对环境技术效率较低的行业作用更显著。因此，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制造业集聚外部性是制造业集聚影响环境环境技术效率的内在机制，在制造业集聚的不同发展阶段，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对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制造业集聚的角度为政府提出了环境与工业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促进我国在制造业快速增长、污染逐渐减少的协调发展中构建幸福、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