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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秘密派驻战时首都重庆的代表机关。其任务是代表中共中央全面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中共党的工作。周恩来是南方局的灵魂。在国统区，由于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军队，更没有直接的军事指挥权，因此，文化战线的工作占有突出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南方局工作的重心。本文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运用文学社会学，尤其是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从中共党史的角度，探讨中共南方局与重庆抗战文学之间影响和接受的关系。 全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是对中共南方局的概述。首先是领导成员及其变动和内部机构的设置。其次是利用党史研究的新成果，对抗战时期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与王明的右倾错误展开辨析;对南方局重要成员博古和凯丰在文化宣传方面的历史作用也多有掘发和阐述。 第二章主要论析中共南方局对重庆抗战文学的指导。中共南方局的文艺政策，一方面是中共抗战文化基本主张的集中体现和中共文化政策的贯彻实施;另一方面，在高举国父孙中山旗帜的同时，也对三民主义作出符合民众利益的阐述。在此基础上，中共南方局以“民族”和“民主”相号召，创造性地开展国统区的文化工作，使左翼文学在多元样态中凸现出来，取得主导地位。而《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则是南方局的舆论阵地。通过这“一报一刊”，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在大后方得以有效地宣传，同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重要源头。 第三章主要考察中共南方局在重庆的文化统战工作。南方局的文化统战，首先是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南方局文委，其次是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为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使之成为抗战文化的前进向导。然后通过三个主要渠道，对重庆抗战文学产生影响:(1)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解散后为文化工作委员会;(2)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3)中苏文协。统战在团结中亦有斗争，对文艺“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即为典型的个案。 第四章主要论述中共南方局与重庆抗战剧运。中共南方局对重庆抗战文学的领导，比较信实可考的，集中体现在重庆抗战剧运:一是剧团的建设;二是组织“雾季公演”;三是加强戏剧评论。围绕戏剧的演出，爆发出两场重大的政治斗争:《野玫瑰》风波和《屈原》论争。 第五章主要考察中共南方局在国统区文学与根据地文学之间的桥梁作用。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从延安向重庆的传达与宣讲，常会激发论争。1940年，南方局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宣传，引起“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1943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传入，又引发“现实主义与主观论”论争。而《新华日报》关于《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两剧的座谈，则是两者冲突的表面化。 重庆抗战文学，在中共南方局的引领下，初步完成新文学的时代性与现代性追求，成为中国新文学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对重庆抗战文学，在早期存在着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何其芳在《对蒋区文艺工作的意见》中认为，“抗战时期国统区文艺界曾发生政治上的右倾”，共产党“对蒋区文艺界只有政治运动的领导而没有文艺运动的领导”;二是茅盾在《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中，有过自我贬损式的整体否定。对此，学界早有辨析。不过，毋庸置疑的是，长期以来，由于坚持政治第一的标准，忽视艺术价值，导致对诸多作品的文学史误判;同时，抗战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重庆形象的扭曲和左翼文学对历史的遮蔽。对南方局和重庆抗战文学的研究，也不应排斥其它视角的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