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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贿赂作为市场经济的毒瘤，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其危害日渐突出，成为某些行业的“潜规则”，引起党中央、国务院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05年7月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着手部署治理商业贿赂，要求2006年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为配合专项整治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扩大了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据统计，2006年全国法院审结公司、企业人员贿赂犯罪案件359件，审结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案件8310件，打击商业贿赂犯罪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与商业贿赂犯罪的实际状况相比，仅仅是冰山一角。作为一名刑事法官，笔者试图从刑法的角度，探求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障碍，提出完善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立法的建议。笔者首先对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现状和立法进行考察。通过对比、分析，认为我国商业贿赂犯罪应持广义学说，包括刑法规定的所有贿赂犯罪罪名。商业贿赂犯罪对我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背离市场经济规律，阻碍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增加交易成本，侵害消费者利益，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滋生了公务犯罪的温床，抵消了我国反腐败的努力；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危害我国国际投资环境。经过二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国外对惩治商业贿赂犯罪制定了比较完善的立法。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完善立法，初步建立起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框架。从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现实需要看，我国商业贿赂犯罪在立法上存在缺陷。商业贿赂犯罪立法体例不足：重刑法法典化，轻附属刑法；非公务性商业贿赂犯罪归属不准确。商业贿赂犯罪构成粗糙：贿赂的范围狭窄，仅限于财物；行贿行为要件单一，仅限于实际给予；行贿主观要件苛刻，“不正当利益”界线模糊；受贿客观要件严格，为他人谋取利益设定不当。商业贿赂犯罪刑罚配置失衡：死刑设置过于严酷；财产刑设定宽侑；资格刑形同虚设。针对我国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外国刑法和国际刑法的立法例，笔者建议在立法中完善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体例：加强附属刑法的立法；将非公务性商业贿赂犯罪调整到刑法第三章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完善商业贿赂犯罪的构成：商业贿赂犯罪的贿赂范围从财物扩大到“财产性利益”；修改商业行贿犯罪的行为要件为“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修改行贿犯罪的主观要件为“使有关人员滥用职权或违背职责”；取消商业受贿犯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客观要件。完善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定刑配置：废除商业受贿犯罪死刑的规定；对基本商业贿赂犯罪增设高额比例、可单处的罚金刑；改造剥夺政治权利这一资格刑，增设剥夺、限制从业等资格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