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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文学刊物相融共生,称现代文学为“报刊文学”是很有道理的。研究现代文学的系列丛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握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迄今为止,20、30年代的许多文学刊物得到了充分的研究,与之形成对比的是,40年代的文学刊物却并未引起相应的关注。而40年代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又是至关重要的时期,研究40年代文学,可以打开那段时期文学以及文化研究的暗箱。《七月》、《希望》是诞生在战火之中的两份文学刊物,既呈现出战时状态对于文学的影响,同时,又负载着深沉的历史文化内容。
战争的爆发打破了现代文学原有的格局,文学思维、文学观念、文学风貌呈现出明显的战时色彩。文学的功利性追求与定位获得了合法性与合理性。在这种氛围之中,《七月》设定了明确的文学立场,坚守着不肯让位的文学精神。
首先,《七月》《希望》具有明确的文学提升意识。最集中的体现是在创刊初期进行的关于伟大作品产生的讨论。由当时的诸多刊物以及作家的反响可以窥见这场讨论的不合时宜。对于伟大作品的期待贯注在刊物登载的每一种体裁之中:诗歌、报告文学、译文以及理论文字,形成一个以伟大作品为轴心的同心圆。
其次,《七月》《希望》大力掘发的是青年作家,为战争之中成长的健康的文学萌芽提供了发展的园地,为新文学注入健康的血液与力量。《七月》、《希望》成为独具创作新质的青年作家的成长舞台。大批青年作家的来源呈现出多向色彩,延安作家占有的比重塑造了两份刊物的左翼气质与进步色彩,同时,不同战区的作者的创作使刊物呈现出“有力”之美,而国统区作家的精神探寻赋予《七月》尤其《希望》深厚的文化气质。
《七月》《希望》初创时期设立了明确的文学立场,以“文学”对战争言说,投入到新的历史的建构之中。文学立场的设定与“五四”所开创的“启蒙的文学”道路双向并进。在救亡的浓厚氛围之中贯注深沉的“启蒙”力量。两份刊物呈现出独具一格的文化色彩。《七月》时期在创刊词中设立了文学“启蒙”的路径,呈现出文学越位的趋向。这种越位意识在《希望》时期表现得更加明确与自觉。两位一体的创刊词、杂文文字的明确的批判指向,加上哲学理论文字的内在反思,使《希望》突显出文化意味及其知识分子气质。
首先,“市侩”、“庸俗”是《希望》首先对抗的思维偏向。在《希望》的书评文字之中,对于色情主义、客观主义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对这些创作偏向的批判直接指向左翼内部的作家,对诸多左翼作家的创作资格产生了质疑。这种内向批判为左翼文坛输入批评精神的同时,也埋下了日后悲剧事件的伏笔。与这些创作偏向抗衡的是主体人格的建构,《希望》选择了精神圣战的方式。
《七月》《希望》的创作呈现出一种悲剧风格,其悲剧精神与中国现代文学,尤其左翼文学之中的乐观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40年代文学注入一种新的文学品格,而这种悲剧性色彩,其实也是源于文学的“启蒙”选择,“启蒙”的题中应有之义之一是“批判”与“暴露”,而“暴露”与“批判”的作品势必产生悲剧的力量。
40年代文学无法回避的一个因素是政治,《七月》,尤其《希望》直接对政治言说,阿垅、方然、吕荧在不同层面对于政治与艺术的关系进行解读。对于倾向于左翼的文学家而言,当时面临的最大政治是如何理解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七月》作出了回应,刊登了聂绀弩、丁玲以及解放区作家关于二者关系反思的作品。但与此同时,《希望》作者对于当时知识分子的先锋位置,对其应担当的广义的启蒙运动具有深沉的体认,在一个重行动而轻思想的时代,力图掘发知识分子的思想能量。
战争的爆发直接促进了通俗化运动的热潮,文艺大众化运动在30年代的基础上具有更为广阔的开展。通俗化文艺几乎成为当时的诸多大型文学刊物《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关注的焦点,不仅登载以旧形式创作的作品,同时对通俗文艺展开热烈的讨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七月》对于通俗化运动的疏离态度,对于旧形式的采用保持着理性的警惕。不仅以小说、诗歌等具体创作,而且有意识地以域外译文寻找理论依据,同时,在理论文字之中直接表达对于“通俗化”的“另类”思考。对于新文学甚至文化采取的是“五四”开拓的欧化道路,这种选择对于相对于当时的主流文学道路而言,是不合时宜的。
为了保证刊物设立与追求的“文学的启蒙”与“启蒙的文学”的双重路径,采取了独特的编辑策略。
策略之一是对于刊物采取同人性质的定位。对于同人性质的明确解释:编辑有一定的态度,基本撰稿人在大体上倾向一致说的,这和网罗各方面作家的指导机关杂志不同。《七月》《希望》不断地以“共感者”、“同道”来强调刊物的“同人性”追求。这种性质的定位意在保证刊物的自由度以及个性色彩,与组织性刊物保持理性的距离。这种性质的定位置于当时的文化环境之中,又一次呈现出卓异的不合时宜。
刊物采取的第二个编辑策略是:极力阐扬鲁迅精神,鲁迅成为为刊物显性的精神领袖。《七月》、《希望》自始至终贯注着鲁迅的生命精神,不仅表现在刊物外形的设计,更重要的是对于鲁迅思想精神的承继与阐扬。在左翼文学文化界,鲁迅思想在抗战爆发后呈现弱化趋势,很大程度偏离了鲁迅开拓的文化道路,《七月》《希望》力图继承鲁迅开拓的文化道路。对于鲁迅精神的继承与掘发为两份刊物注入了深沉的思想力量。
第三个编辑策略是刊物的外在形式。《七月》、《希望》设置的座谈会形式呈现出对话精神,对于刊物的发展路向具有良好的塑造。明信片、补白等小环节的设置使刊物不仅在外形上呈现出完整的样态,而且在内容层面与刊物的内质追求形成一种印证关系。刊物登载的书籍广告独具风格,同时,保证刊物正常运行的出版机构与其他大型刊物的差异,也某种程度上塑造刊物的自称体系的气质。
《七月》《希望》以自成体系的面貌在战争中前后坚守了七年之久,最重要的支撑是特殊编辑胡风的制导性存在。
首先,胡风在左联的特殊经历使其对于组织性刊物产生了理性的体认,同时,特殊的人生遭遇使其对于自身具有特殊的定位,脱离左联,胡风获得了相对自由的身份。在左联前后积累了丰富的编刊经验。这些经历、体会与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之后《七月》《希望》的外形与内质的定位。胡风卓异的个性特征对于《七月》、《希望》的塑造。胡风性格中的自信因素,辩驳气质,以及领袖欲思维对于两份刊物的独特气质具有直接的影响。同时,两份刊物的坚守,胡风性格中的社会海洋感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工作精神对于刊物是有力的支撑。
其次,胡风在30年代,尤其40年代形成了自己颇具个性的文学思想,胡风独成体系的文学理论对于刊物而言成为显性的制导。在《七月》、《希望》不同时期,胡风关注的文学命题集中体现在刊物的不同阶段。对于新文学在战争时期的面貌胡风具有清晰的期待,这种期待对于刊物的面貌具有直接的塑造。
作为刊物唯一的编辑,胡风的文学思想以及个性特征引导着刊物的发展走向。与此同时,刊物对于胡风的文学思想的成熟起着催生的作用。《七月》、《希望》是诸多作家不同创作风貌的聚集地。阅读不同地域生活环境,不同题材对象,显示独特个性风貌的作品对于胡风文学思想是验证,也是激发。接触的大量新鲜的作品,或幼稚,或成熟,蕴含着新鲜的质素,对于胡风的文学感觉是一种滋养与丰富。以感性的经验为基础淬炼成胡风文学理论的凝晶。同时,胡风对于知识分子的体认与定位,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独特思考,与他创办刊物所接触的来自不同区域的青年作家的性格以及思想状态的判断具有直接关系:这些作家以不同的方式履行着战士的使命,创作之中融注着生命精神,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着思想改造。这种直接的体认塑造了胡风对于知识分子改造的开阔性思维。《三十万言书》中的“建议”部分,对于作者的尊重,对于刊物的民间色彩定位等直接来自于《七月》《希望》的创刊策略。重要的是,《七月》、《希望》的卓异性影响了胡风后来的命运。
这两份在战争之中坚守七年之久的刊物对于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新文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七月》、《希望》直接催生了许多同人小刊物,《诗垦地》、《泥土》、《呼吸》等等,丰富了新文学的面貌。而这些刊物共同促生了一个40年代重要的文学流派——七月派。其次,《七月》、《希望》在文学面临战争实利与政治因素的双重制约的情况下诞生,文学立场遭遇到了挑战。两份刊物自觉地设立文学提升的目标,对于当时的文学弱化的趋势是一种有力的制衡。同时,《七月》《希望》所着力进行的关于作家主体性的探讨对于现代文学文化是一种有益的思维开拓。最后,《七月》《希望》又是诞生在启蒙与救亡产生位移的氛围中,两份刊物在履行救亡任务的同时,贯注着启蒙精神,使刊物呈现出深沉的思想力量。对于启蒙的坚守接续起40年代与“五四”的精神关联,同时,又赋予“启蒙”以新质,对于“五四”是一种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