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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金融自由化的推进和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影子银行体系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内得到了快速发展,其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但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关于“影子银行”的研究并未受到重视,监管当局对影子银行的认识及监管措施也没有跟上影子银行发展的步伐。危机之后,通过对危机的反思与深入研究,被普遍接受的一个观点是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缺失是次贷危机的主因之一。影子银行作为一种新的分析视角成为监管层、学术界以及金融业界讨论的热点课题。中国金融业处在规模快速发展与结构深入调整阶段,非银行金融机构不断壮大,资产管理业务迅速扩张,银行表外业务快速增长,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已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是以“商业银行为核心”。伴随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不仅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影响,而且对金融稳定以及商业银行体系均产生影响。鉴于此,强化影子银行监管对于防范系统性风险,促进金融体系稳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充分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围绕以“商业银行为核心”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这个核心主题,着重探讨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中国特色“商业银行为核心”影子银行构成与运行机制;其次是“商业银行为核心”影子银行对不同层面(宏观经济、金融稳定以及商业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最后是针对当前影子银行监管体制的思考以及未来的改革路径。论文的主要工作如下:(1)在分析与对比欧美学者以及国内学者对影子银行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从“核心要素”与“特征要素”两个层面定义影子银行。从核心要素层面来看,影子银行的本质属性是指传统银行业务体系之外的信用中介实体及业务活动,核心功能是为实体经济提供信用。基于特征要素对于影子银行体系的界定,取决于该范畴界定的目的与角度。例如,基于风险观的角度,影子银行的重要特征是可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监管的角度,强调的是影子银行业务处在监管范围之外。欧美的影子银行体系与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起主导作用的金融机构存在差别;第二,业务模式存在差异;第三融资模式不一致。中国的影子银行主要是以商业银行为中心而展开,“商业银行为核心”的影子银行是指以规避监管为目的,通过创造信用货币为企业提供融资的业务,主要通过商业银行理财业务以及同业业务两种途径展开。银行理财业务可以将表内存款转化为表外理财资金,再通过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资产配置。如果依据金融属性与法律属性来判断,银行理财业务应该是商业银行的一种中间业务,但刚性兑付机制的存在却使其具有表外融资的特征。同业业务则使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存放同业、买入返售资产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向影子银行提供融资。上述两类业务实质上是银行开展的“类贷款”业务,通过该类业务满足实体企业的融资需求,但是该类业务并没有记录在贷款科目下,一部分反映在同业资产或投资资产项目下,另外一部分通过表外理财业务移出资产负债表。导致商业银行大力发展影子银行业务的因素是多方位的,但其中的核心因素是商业银行的监管套利动机。银行通过理财业务进行套利的核心在于银行通过发售理财产品将表内资产腾挪至表外或直接通过理财业务进行表外融资。银行同业业务监管套利其核心在于利用监管规则对同业业务不同于普通银行业务的监管标准来达到规避监管的目的。(2)影子银行发展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效应主要体现在宏观(宏观经济波动)、中观(金融稳定)和微观(商业银行体系)三个层面:第一,基于MS-MFDFM模型测度月度宏观经济因子,该因子综合了季度GDP数据以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其他月度数据,很好地反映了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周期。在此基础上,利用TVP-SV-VAR模型,研究了影子银行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影子银行规模具有顺周期性,并且这种顺周期性是时变的。在影子银行监管上应考虑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防止对宏观经济系统产生较大风险。第二,利用FAVAR模型构建金融稳定指数,该指数较好的反应了我国金融稳定情况。分别利用DCC-GARCH模型和TVP-SSM模型,研究了影子银行规模与金融稳定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和时变非线性效应。影子银行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正负关系,而是表现出时变性非线性的影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支持上述结论。第三,利用DVECH-GARCH模型构建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指标。接着以13家上市商业银行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影子银行对系统性风险的非线性关系。实证结果显示,随着影子银行规模的扩大,影子银行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具有门槛效应。不同门槛下,影子银行对银行系统性风险表现出差异性。故而对不同规模的商业银行,在监管时应按照影子规模进行分类监管,从而更好的预防系统性风险。(3)在深入分析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效应的基础之上,主要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以及具体监管措施两个层面探讨影子银行的有效监管。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内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需要明确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主体,并明确三者之间的协调机制。核心问题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责是否应由中央银行来承担。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表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相互协调至关重要。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必须考虑宏观审慎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在深入分析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基础上,权衡把握政策的方向和力度,真正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效协调,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达到金融稳定的目的。第二,宏观审慎监管主体与微观审慎监管主体之间的内在协调机制。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各国的监管实践经验,本文认为“央行+行为监管局”、“央行+审慎监管局+行为监管局”两种模式值得深入探讨并完善。当前分业监管模式下,同类业务监管标准不一致的根本原因在于资产管理业务涉及的基础法律关系不统一,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要通过法律制度建设对具有相同金融属性的资产管理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具体路径可以考虑基于《信托法》调整所有信托关系,强化《信托法》对所有信托行为的有效规范是改变不平等竞争状况的主要途径。对于影子银行业务的具体监管,需要解决刚性兑付、期限错配、各类资管产品的多层嵌套以及非标资产的有效管理。刚性兑付的实质是银行在为理财产品提供信用背书,结果是理财产品变相的成为负债业务,进而扭曲风险与收益,扭曲资源优化配置。刚性兑付的理财在表外核算,不计提资本,虚增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放大了系统性风险。破除刚性兑付需要完善三个方面的制度安排:一是规范资产管理业务的管理费;二是加强信息披露要求;三、禁止资管产品之间的利益输送行为。“非标”项目本身的信用风险并不高,因此风险并不在于非标资产本身。“非标”真正的风险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刚性兑付造成信用风险积聚。第二,期限错配所形成的流动性风险。解决了刚性兑付与期限错配问题后的银行理财非标资产投资其实就成为了资产证券化。理财作为隔离风险的SPV主体,“非标资产”作为基础资产,银行理财SPV+非标基础资产=资产证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