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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城市是处能激发我们思考空间分类和当权结构的场所：后现代城市传统上被理论化为一处充满差异、断裂、冲突和多元性的场域，而就如索亚和菲勒史东所言，此场域一直以来皆倾向被以空间而非时间的语汇再现。——伊莉莎白.马荷尼现代城市，其空间形式，不是让人确立家园感，而是不断地毁掉家园感，不是让人的身体和空间发生体验关系，而是让人的身体和空间发生错置关系。——汪民安在中国的城市化运动中，现代与后现代的形式风貌已呈现出艺术乱码，本土与洋务、精英与大众、入世与出世这帮凶猛的动物发力的咬噬着更多的所属，这一切的一切让我们的身体和空间发生了错置感，空间不对，时间乱了，我是谁？家在哪？东京、巴黎、纽约、上海、北京、已成为这片乱码中的最大公约数，继续引导着城市化的乱码走向乱像，成都不像成都，台北不像台北,我不像我，他不像他，“故乡已成他乡，他乡已非故里”仰望星空，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投石问路，地图，火药，指南针，魔法，打开了那条回归的通道，去找寻那座灯塔——地理空间与文化再现。环境肖像的特别在于对环境的描述，环境怎么样？是好是坏，是美是丑，是新是旧，只是符号而已，其真正存在的价值依附便是那片环境的地理空间与渗透出文化显现，这样环境才会活了，肖像也变的真切。结合创作《学阿语的回族少年》，我们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地理空间和文化再现对这组环境肖像的价值和意义。主人公，回族少年，所涉及的衍生民族文化是宗教的伊斯兰文化；干什么？学习阿拉伯语，为什么学习阿拉伯语，故事性有了延伸，国家的内政外交，宗教的文化要求和内容的表现；阿语热的地区，从历史沿革与宗教发展史上可知，在中西部地区，地理空间明确，民族宗教文化清晰；因此，电影情节化的手法和环境的自然描述在此已过于矫情，失去了表现力度，很好地结合其宗教身份和生活区域，展现其特殊地理空间和特定的文化显现才能最准确的表达出主人公的身份认同与民族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