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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在国家学说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国家理论具有重要的贡献，但学术界对马克斯·韦伯的国家观有所忽略，这对韦伯来说是不公平的。本文通过梳理韦伯的经典著作，探讨韦伯研究国家的路径和建构韦伯的国家观，给予韦伯在国家学说史上应有的定位。
韦伯改变了国家研究的路径，论文把这一路径的改变称为“韦伯拐点”。传统的国家研究依循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体分类”的路径，研究什么是善的政体或国家，把国家的产生基于虚幻的想象之上。韦伯从社会行动—主观意义这一路径上，寻求国家的起源，认为国家是人们主观意义上的产物。国家作为一种价值的产物，它的本质就在于统治。韦伯从现实政治生活中寻求这种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开创了对国家统治权力合法性来源这一研究路径，并以此创立的区别于“政体分类”的新的国家类型学。
马克斯·韦伯是现代国家和国家建设理论重要的理论贡献者，他对现代国家进行理性的设计，提出了现代国家的理想类型，即理性国家。理性国家是国家现代化的产物，其主要特征就是国家权力的运行是连续的、常规的和可预测的。理性国家顺利实现了国家建设的制度化和合法化，其主要包括几个要素:权力的合法垄断，法理型合法性来源，形式化的法律，理性的官僚制和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带来的税收支持。韦伯也注意到了理性国家中的矛盾，认为理性的扩张，特别是理性官僚制的膨胀会侵犯人的政治自由和阻碍国家的发展方向。因此，在理性国家制度的顶端，韦伯主张通过大众选举产生的政治领袖来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引导政治的发展方向。民主在理性国家内就是选举国家政治领袖的手段。
韦伯国家观的理论意义是重大的。对现今中国的国家建设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理性国家也是中国国家建设所要达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