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工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工业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工业规模大却无长项，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让要受制于人；资源和环境的约束日益突出，工业发展方式迫切需要向持续型经济转型；高新技术匮乏，因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任务更加繁重。这种经济形势要求我国工业化不能再走发达国家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老路，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求索新的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需要从根本上摆脱过度依赖外需的局面，进而实现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脱钩”。因而必须加快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积极启动内需（如2009年我国农村的消费需求由于家电下乡与农村医疗保障机制的施行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提高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来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
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十七大进一步强调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部署。随之而来的，一种新型的经济——创业型经济也逐渐被人们提上日程，亟待解决的就业、大学生创业、科技兴国以及创新型国家建设等现实问题进一步强化了对创业问题的关注，打造创业型经济、构造创业型社会成为中国应对经济危机、实现经济合理转型的重要方针举措。
创业在经济中的角色变化巨大，从战后初期的资本经济（或称索洛经济）中逐渐消失，到战后后期的知识经济中浮出水面，从20世纪90年代的复苏兴起，再到目前的火热。创业研究已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各国政府也越来越认识到创业和创新是一个民族经济有竞争力的基础，而且，更加注重创业政策和创新政策的推出。
研究者发现，创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作用越来越明显，例如Acs、Audretsch、Braunerhjelm和Carlsson(2004)以德国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了德国国家层面的创业和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Carree等(2000)通过对OECD中23个国家1984到1994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后证明了增加创业（通过企业拥有率测量）与提高就业增长率有关。与此相类似，Audretsch等(2002)和Carree等(2000)发现这些OECD国家创业的高增长导致了高增长率和低失业率。
然而，我国的创业研究还处于一个早期的阶段，起步较晚、理论不够成熟，再加上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很不完善，很多人对创业资本的理解还等同于风险投资，这些都是很大的经济学误区。此外，中国的创业数据缺乏也是导致中国创业研究落后的一个关键因素所在，由于数据积累有限，很多实证研究无法展开，故而鲜有创业资本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方面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对创业的历史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创业资本和经济绩效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以创业的知识外溢理论为内核，结合中国独特的国情，运用1998年——2008年中国的29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对创业资本与经济绩效进行了一个实证研究。验证了创业资本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创业能够在新技术领域中创造新工作，因此会形成结构调整并最终创造经济增长，从而为创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指导意义。
创业政策的制定要考虑到创业资本具有本土化的特点，重视并利用其呈现出空间自动联系，即会外溢到相邻地区的特征。因此超乎国家的促进创业资本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本土的或地区性质的创业政策似乎更重要，各地区要因地制宜，制定适合自己乡土文化的创业政策。从量的一方面（如吸引更多的人创业）同时也要从质的一方面（如提供更好的经商环境，为企业用户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更好的促进创造和创新以支持创业。
我国政府要充当好管制机构、激励机构和潜在客户这三种角色。作为管制机构，政府要保证竞争规则的清晰透明，并确保其有效实施；作为激励机构，政府要么吸引外来投资，要么鼓励当地居民创业；政府还是一个潜在客户，即政府采购，但必须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不能通过给予本地竞争者不公平的优势来扰乱公平竞争。
最后，一个良好的政策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政府要定期对他们的政策进行评估，考察目标群体对政策的看法，如果没有反馈，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政策也会失去其有效性。因此，只有制定出适合本土的创业政策，并坚定不移的加以贯彻执行，才能迎来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