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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公营企业最早出现于中央苏区。在战争年代,这些企业只能从属于军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而且,当时中央苏区的干部,基本上都没有受过经济训练,缺乏经济管理的意识和能力。所以,中央苏区早期的公营企业管理是比较杂乱的。直到刘少奇进入苏区,才结合苏联“一长制”创建了“三人团”管理模式。所谓三人团,实际上就是由党组织、行政和工会组成工厂领导班子,实行集体和民主管理。党组织确保政治思想,行政负责生产经营,工会则组织工人参加管理和生产。刘少奇抓住了苏区公营企业中这三种基本力量,应该说眼光是非常敏锐的。但事实证明,根据地公营企业内部关系的复杂性,远远不是“三人团”所能化解的。根据中央苏区和延安根据地初期公营企业的内部情况来看,“三人团”模式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由于党组织在企业中尚未充分建立,公营企业实际上主要掌握在厂长和工会两种力量手中。厂长负责安排生产任务,工会所代表的工人承担劳动,两者具有天然的抵触性。任何人都希望少劳动、多享受,根据地的工人也不例外。因此,当工会主导着工资评定时,延安公营企业的工人工资,甚至比干部还要高出一些。这样的高“经营成本”是任何企业都难以承受的。虽然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是企业却必须考虑“吃饭”。不能保证利润的企业,在任何环境中都无法生存。为了确保企业正常运转,张闻天、邓发等中央领导人提出了“一元化”改革方案,要求工会甚至党委服从厂长领导,围绕着生产和经营来开展工作。这种“行政一元化”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决策和生产效率以及生产利润,但是却牺牲了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也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公营企业的领导。对于毛泽东和刘少奇来说,这样纯粹追求效率和利润的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又有何区别?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必须服从党的意志,体现工人的地位。因此,逐渐走向前台的刘少奇及其部下,在解放战争时期不断强调,必须对公营企业进行民主化改革,组织工人参加工厂管理。新中国成立后,不同中共中央领导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不同的国营企业管理模式。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华北局,更为关注国营企业中党的领导和工人参与,因此坚持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强调厂长与工人共同管理企业;以高岗为代表的东北局,则更多从提高国营企业生产效率出发,坚持苏联一直采取的厂长负责制。毛泽东从个人内心来说,应该更为青睐刘少奇坚持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但是,为了平衡刘少奇与高岗之间的关系,他故意隐忍不发,允许两种模式并存。1954年,随着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习苏联,华北局、华东局等都纷纷表示放弃党委领导制,改行苏联意义上的厂长负责制。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多,随着毛泽东对苏联模式意见越来越大,对厂长负责制的批评越来越多,全国又放弃了厂长负责制,重新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大跃进”运动后期,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厂长负责制被作为“苏联修正主义”的组成部分,遭到了彻底的政治批判。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遂常常演变为纯粹的党委完全领导制。党委不仅是决策者,而且是执行者。尽管毛泽东提倡“两参一改三结合”,力图打破干部与工人之间的界限,引导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但是迟至“文革”结束,国营企业中的党委领导制始终占据绝对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