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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考虑，1787年美国立宪者制定了《美国宪法》，确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体系。但由于美国建国特殊，由邦联转为联邦，在宪法中的用语，难免因各州利益不同而用语模糊，这就为总统、国会、最高法院各自扩张权力找到了“法律”的缺隙，再加之政党对权力的干涉，200多年来，美国总统、国会、最高法院争权斗争始终如一，尤以总统与国会的争权斗争最为激烈，使三权分立的制衡体系出现残缺，从而在美国历史上形成了强势总统权力强化与弱势总统权力必定式微的一般性特点。 罗斯福当政时，正逢美国进入一个非常时期。美国在19世纪末，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但美国在国内经济、科技、文化等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的横征暴敛愈发恶劣，资本主义内部的无序竞争也不可抑制地肆意蔓延，美国资本主义已成为一个病态社会，这一切引起了美国明智之士的深刻反思，更激起了美国普通民众的反抗。与此同时，美国愈发膨胀的海外需求和与列强争夺的日趋激烈，也迫使美国统治阶级需改革统治方式，加大总统权力。因此，种种弊端与海外扩张的需要表明，必须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有的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政府管理模式，加强国家的干预力度，总统权力的扩张行为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罗斯福当政后，起初阶段，鉴于国会力量之强大，有感于他本身实力的不足，采用韬光养晦的政治韬略，尽量不与国会作正面的交锋，而是采取打击托拉斯、调节劳资纠纷等举措，借以扩大总统权力与威信，积蓄力量。到第二任期时，考虑到他有足够的力量与国会一决高下时，他才下定决心，展开了与国会的正面争权斗争。这场斗争主要表现在双方就政府监管铁路托拉斯的斗争中，罗斯福与代表铁路利益的国会党魁们围绕《赫伯恩法案》的产生，双方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权力争夺战，最后以罗斯福的胜利而告一段落。罗斯福通过促使《赫伯恩法案》的通过，打击了国会的势力，摆脱了麦金莱政府作为国会和财阀附庸的尴尬地位，证明了总统和联邦行政机关是社会生活的最高管理调节机构。 经济契约自由是资本主义一向的“金科玉律”，主张大公司有充分的经济发展自由，政府无权去干预私人的财产权。因此，资本家无所顾忌地无视工人的利益，残酷地盘剥工人阶级，激起工人的强烈反抗。宾夕法尼亚煤矿工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历时7个多月方才在罗斯福的强力干预与工人们的坚决斗争下得以较妥善的解决。罗斯福总统对罢工的介入，使联邦政府第一次以公共权力机关的角色，把政府干预引入了以往纯粹属于私人契约的领域，开创了美国国家机器干预劳资关系的先河。 自1789年设立的总检察长到1870年专设的司法部以及司法部长权力都十分赢弱，无所作为。这样的窘境一直延续到罗斯福当政时，以司法部胜诉北方证券公司方才结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形势与十九世纪时已截然不同，如政府继续奉行资本主义的放任自由政策，那无疑会违背历史的发展规律，危及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那时，托拉斯巧取豪夺，衍生了无数的社会问题，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尤以铁路托拉斯利用垄断地位，牟取暴利最为人们反感。在人们的强烈呼吁下，国会被迫通过了反托拉斯的有关法律，但因种种原因，这些法律形同虚设。罗斯福入主白宫后，恰逢铁路大亨们因恶性竞争而组建了一家高度垄断性的铁路公司——北方证券公司，借以牟利。罗斯福敏锐地意识到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捕捉到了政府增大权力，复活反托拉斯法的契机。于是会同司法部长诺克斯等人，经一波三折的司法起诉，终于迫使北方证券公司解散。从而取得了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反托拉斯的胜利，扩大了司法部与总统的行政权力，标志着美国政府有了对托拉斯的监管权力。 罗斯福总统在任期间，为了适应新的时代发展需要，殚精竭虑地谋求总统在美国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为此与议员、党魁与财阀们三番五次地争夺统治权力，为美国的强大和今天美国总统的权力定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通观美国的历史和罗斯福总统任期内的权力斗争事实，这一切绝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的必然规律性和深远影响。首先，罗斯福扩大总统权力自有其客观必然性的要求，三权分立与制衡本身固有的先天不足与美国现实的需要，迫使罗斯福必须扩大总统权力。其次，罗斯福个人的资本主义人生价值取向，决定了罗斯福有很强的扩大总统权力的主观能动性，他自认为有匡救资本主义时弊，挽救资本主义命运的天然使命感。罗斯福扩大权力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其影响之一，首先表现为自罗斯福总统之后，历届总统权势陆续增强。罗斯福扩大总统权力的影响之二，就在于罗斯福的权谋为后继总统们如法炮制。罗斯福总统扩大权力的影响之三，还在于罗斯福的对外政策被后继者们奉为圭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