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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气温上升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对于亚洲主要江河之源的青藏高原,水体固液结构失衡等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生态系统构成了不同程度的威胁,而高原人类足迹的不断扩张和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大,更加剧了青藏高原的生态风险。本文基于青藏高原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结合全球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人类活动对自然景观改造的负面影响和生态环境修复与保护的正面措施相结合,选取3类共30个评估指标,创建青藏高原生态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使用较高分辨率的遥感数据与官方统计数据,运用随机森林法客观地对生态风险源的13项指标、生态脆弱性的10项指标和生态风险管理能力的7项指标分别赋予权重,利用优化的生态风险评估模型进行计算,得到青藏高原生态风险等级的空间分布,并得出以下结论:(1)在青藏高原范围内,低生态风险的面积最大(35.54%),极高生态风险的面积最小(7.19%),极低和低生态风险的面积之和超过高原面积的一半(55.84%),青藏高原整体以生态风险较低态势为主,风险高值区域的面积占比相对较小,且在空间分布上相对集中,便于风险的防范和管理。(2)青藏高原整体的人类活动范围相对较大,且表现出东南多、西北少的特点;而人类活动强度大的区域很小,集中于中、低海拔地区,表现出海拔低、强度大,海拔高、强度小的特点。在海拔和地形等自然条件的限制之下,人类活动对高原生态系统的干扰呈现出明显的局地性。(3)自然因素对青藏高原生态风险的影响中,洪水风险、滑坡风险、极端低温事件强度和坡度4个评估指标对应的生态风险值自西北向东南呈现增加的趋势;干旱指数、土地沙漠化、极端高温事件强度、年降水量、土壤有机质含量、≥0℃积温、植被类型、植被覆盖度和生物丰度指数9个评估指标对应的生态风险值自东南向西北呈现增加的趋势。整体自然因素对应的青藏高原生态风险值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4)在空间分界线上,生态风险源的风险值的空间分布在祁连山西端和怒山有相对明显的分界线;生态脆弱性强度的空间分布在祁连山西端至喜马拉雅山脉东端有明显的形似沿倾斜南北轴翻转的“S”形分界线;生态管理能力值的空间分布以祁连山西端至喜马拉雅山东段为界;综合生态风险的风险值在空间分布上以昆仑山脉南部为界,划分生态风险高值区和低值区,并以冈底斯山北部、唐古拉山东部和念青唐古拉山北部为界,划分生态风险的中值区与低值区。(5)在空间分布上,青藏高原生态风险源的风险值呈现出边缘高、中心低的分布趋势,整体形成“盆地式”的风险分布格局;生态脆弱性的空间分布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分布趋势,由西北向东南形成“斜坡式”的风险分布格局;生态管理能力值的空间分布呈现斑块区域高、东南较高、西北低的分布格局,对应生态风险值的空间分布为西部高、东部低;综合生态风险值的空间分布呈现北部高,西部和南部较高,中部和东部低的分布趋势,形成顺时针旋转90°的“U”形分布格局。(6)青藏高原东部是人类活动的集中区域,生态风险相对较高,而结合生态风险管理能力分析后,生态风险值明显降低,表明生态风险管理能力的作用明显,生态监测和保护成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