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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尝试从理论模型和经验分析上探讨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战略，为中国长远发展战略选择提供科学支持，同时深化关于知识与发展关系的认识。首先深入分析了知识的生产性，即知识对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增进性，对自然资源的替代性，知识之间的互补性和替代性，以及与制度之间的互动性。从新古典增长传统出发，在企业行为中引入知识积累活动，构建了“基于溢出”和“基于获取”两类知识积累方程，从而获得了不同于新古典模型的以知识为基础的增长方程。在市场均衡条件下得出确定经济性态的微分方程系统，考察其稳态性质、转移动态、收敛性等特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知识因素的引入，避免了资本长期边际产出下降为零，因而能够维持经济持续增长；长期增长率取决于知识资本在总资本存量中的比重，保持适当的知识资本比重能够获得最优长期增长率；经济趋同条件十分苛刻，落后国家只有提升知识资本比重才能赶上先行国；相同的人均资本条件下，知识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比重越大，资本产出份额越大，劳动产出份额也就越小，这就从理论上解释了“知识贫困”。
对世界经济的历史考察发现，经济持续增长与知识快速积累为孪生关系：直到19世纪初现代知识迅速积累之后，世界经济才出现并保持显著的长期增长记录。基于知识概念框架构造知识发展指标体系，计算出国际知识发展指数(1970-2000)。定量分析证实了知识发展水平与经济产出之间的相关性。从国际经验上看，成功的经济追赶者往往正是成功缩小知识差距的国家，反之则反。
利用我们计算的中国知识发展指数(1978-2000)和各地区知识发展指数(1990和2000)，对中国知识国情的定量分析表明：中国知识发展水平较低，总体处于国际中下水平，并且没有出现明显的追赶；知识发展很不全面，关键的知识发展指标上同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知识发展很不平衡，中西部省份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并且有扩大的趋势。中国面临国际和国内两种知识差距。
对中国经济增长来源以及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知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和地区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处在物质资本驱动阶段，社会处在制度转轨时期，资本和制度因素的实际贡献要大于知识因素。结合发展战略的演进，以及中国真实国情和未来发展目标，本文最后提出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是支持中国未来持续增长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