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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已三十载有余,公共政策作为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转型中谋求秩序与福利的工具,其价值及影响逐步获得普遍性认同。然而人们在享受财富增长和科技进步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现实的推进进一步深化了对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步入风险社会后何为公共政策的应对之“道”成为当前学界着力研究的重要议题。《易经》中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公共政策应对之“道”正在于“变”,公共政策的改变可被识别为政策风格的变化。由此,从相异的政策环境出发,探寻政策风格形成及演变之规律,尤其以目前面临的“双重风险”为基础,反思政策困境与政策风格走向不仅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更具现实指导意义。最早开始对政策风格进行研究是始于由Jeremy Richardson, Gunnel Gustafsson与Grant Jordan合著的《西欧政策风格》(Policy Style in Western Europe),用于描述政策过程中政府的思维、行动与相互关系的惯性。政策风格能够反映出政策系统(以政府为主)发现、分析与解决问题的偏好,对政策制定有着极大的影响。当然,一定的政策风格的形成尤其变迁并不是天然结果,它的产生、存在到变化都与政策系统中的各要素在政策过程中与外界环境的交互作用密切相关。由此本文从展现政策风格谱系出发,解释和说明政策风格的形成及影响因素,并以此为基础,引入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与政策学习理论来构建分析框架,在框架中通过三个关键节点梳理自建国以来政策风格演变的过程,即建国后至1978年以政治导向——官僚权威为特征的第一阶段,78年至21世纪初以市场导向——专家治国为特征的第二阶段以及新世纪至今以混沌交叉——利益妥协为特征的第三阶段。在此铺垫之下,全面分析当今面临的全球化进程与“双重风险”及其带来的政策困境,归纳出在风险社会中政策风格变迁机理,预测我国风格走向,也为塑造与维持新兴政策风格所需的主观能动作用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