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证据转化规则研究

• 作 者: 单格宁
• 机 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 出 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 发表日期: 2021年01期
• 关键词: 环境保护 证据转化 行政执法 刑事司法

近年来,环境刑事犯罪日渐增多,基于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最先接触案件的往往是环境行政执法机关。环境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在价值追求、执法程序、证据认定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实践中“有案不移”、“以罚代刑”的现象十分普遍,导致环境“两法”衔接机制运行不畅。环境犯罪证据与案件事实认定与定罪量刑密切相关,因此环境“两法”证据转化成为了关键环节。2001年国务院发布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这是国家首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两法衔接问题”给予回应。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赋予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行政证据以刑事证据资格。2017年《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认可了环境监测数据、监测报告、认定意见的刑事证据能力,但立法层面仍没有建立起一套环境“两法”证据转化规则。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以来,学界对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证据转化规则的研究日渐增多,在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的转化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行政执法机关收集的实物证据基于客观性较强、不可重复收集等因素可以直接转化使用;言词证据容易受取证主体、取证程序的影响而采取重新收集的转化方式。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分类转化规则在环境“两法”衔接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从规范角度看,第一,环境行政执法机关不是法定的刑事证据取证主体,在行政执法与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存在法律障碍。第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刑事证据种类与《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中规定的行政证据种类存在出入,例如,现场笔录在刑事证据中找不到相对应的证据种类。第三,《刑事诉讼法》中只列举了物证、书证、电子数据、视听资料四种证据种类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等”字的兜底式立法表述在学界引起行政证据转化范围的争议。从实践角度看,第一,针对环境行政执法领域的证据转化规则供给不足。监测数据、监测报告、认定意见等证据形式在环境行政执法中广泛存在,它们如何对应刑事证据的法定类型以及适用的具体转化规则均不明晰。第二,证据转化后的审查规则不统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三部门出台的行刑“两法”证据审查标准与内容规定不统一。第三,司法实践转化规则应用混乱。例如,环境监测报告在法院的判决中存在三种情形:有的法院将其作为书证转化;有的法院将其作为鉴定意见;有的法院不区分证据种类直接转化。第四,证据移送机制运行不畅。涉及到环境行政执法机关的证据移送方式、移送范围、移送期限等程序性事项。因此目前亟需构建一套系统完整的环境“两法”证据衔接规则。具体而言,第一,明确证据转化规则适用的基本原则;第二,完善证据转化规则,厘清证据转化范围,重点构建环境行政执法中的特殊证据转化规则;第三,建立证据审查规则体系,统一审查标准,规范审查内容,重点建立环境行政证据分类审查规则;第四,健全证据移送程序,采取“同步协调”证据移送方式,明确移送主体与受移送主体范围,划定移送期限;第五,加强证据转化过程中的外部监督,以检察监督为主,增强监督的制度刚性。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是法治运行机制的两个重要环节,环境“两法”衔接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环境行政证据在向刑事证据衔接过程中既面临着传统证据理论与法律规范的制约,也面临着实际操作规则的限制。通过不断完善证据转化规则与工作程序机制,减少行为理念与机制的冲突,实现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良性互动,最终打出生态环境法治的“组合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