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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基因植物的研究和商品化生产呈现出蓬勃生机之时,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成为了国际社会争论的焦点。普斯泰事件再次为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敲了警钟。对普斯泰事件进行哲学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科学活动,理解现代科学研究的特征。普斯泰是一位世界知名的食品安全专家,任职于英国著名的食品安全研究所——Rowett研究所。1998年8月,普斯泰博士在英国电视节目上说,他不会吃转基因食品,因为他发现,食用转基因土豆的大鼠发育一段时间后会出现免疫系统缺陷,转基因食品缺乏必要的测试程序就上市了。普斯泰的有关言论引起了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几天后,普斯泰被Rowett研究所解雇了。Rowett研究所的审查委员会认定普斯泰的实验数据并不支持其结论。但24个来自不同国家的独立科学家却拒绝接受审查委员会的结论,并认同普斯泰的研究有良好的质量和合理的结论。之后,英国皇家学会组织的审查委员会再次认定普斯泰的实验结论不能令人信服,甚至存在缺陷。但世界著名的The Lancet杂志还是顶住巨大压力发表了普斯泰的论文。通过对普斯泰实验的详细分析,从科学哲学角度来看,普斯泰的实验符合该学科规范,是一篇可以接受的科技论文。相对于Rowett研究所和皇家学会来说,普斯泰掌握了更多的实验资料,应该更有发言权,但Rowett研究所却限制了普斯泰的这一权力。在普斯泰事件中,表面看来,基于同样的实验数据,争论双方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这绝不是进入了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时期”。因为不同的结论不是由于在学科内出现了不同的范式造成的,而是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对普斯泰事件的讨论显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观点确有其合理性。由于普斯泰的言论威胁到生物技术公司花费巨资建立起来的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信心,Rowett研究所被操控去损害普斯泰的信誉。在普斯泰事件中,普斯泰被研究所开除而不允许公开发表关于实验的言论,普斯泰实验错误的消息实际上就可以轻易地遍布世界各地,人们便被引入认为普斯泰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警告并没有科学依据的意识中。这是权力干涉科学研究的典型例子。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知识”就不是客观世界的如实反应了,它是权力干预的结果,是有价值负载的。作为科技后果的直接承担者,公众有权知道科技的负面影响。但是在转基因食品问题上,政府的遮掩让公众对科学产生了不信任,而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是科学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科学研究需要公众参与。普斯泰事件仅仅是处在大科学时代的生物科学领域中,社会各方利益牵涉影响科学研究的一个典型事例,反映了科学活动已经不是纯客观的理性活动,展现了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与商业资本、政府、环保组织和公众之间的关系。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的议题不在于哪个科学家或社群的权威才是值得相信的,而是,科学家的证词不应该在政策的决定上拥有黑箱作业的权力以及至高无上的权威。普斯泰事件透露出大科学时代的科学研究与经典科学时期有显著不同,科学活动需要公众参与,这是科学的公众面,而非权威面或是神秘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