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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差异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一国政府致力追求的经济目标，也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理论问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放到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相并列的突出位置。目前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最不和谐因素，是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居民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因此，如何既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的关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十五”期间，中央加大对西部地区政策倾斜，如三峡工程、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重点项目的实施拉开了开发大西北的序幕，使西部地区经济进入较快的发展时期。而后中央又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把它作为新世纪的重要国策。到了“十一五”时期，中部崛起成了中央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期间，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群相继获得国务院批复。从而，构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四极”，形成了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格局，拉开了和谐社会建设的序幕。
在中部崛起战略中，江西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有哪些优势?存在哪些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其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财税政策应如何进行适当的倾斜?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探讨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及中部崛起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财政税收政策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由于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协调发展的涵义不同，所提建议具有不同的针对性。面对当前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战略，我国的财政税收政策等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本文以加快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财税政策支持为着眼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如何健全现有的财税政策，并通过财税政策的完善与创新来有效支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其主要研究内容和基本结论如下：
(1)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发展与财税政策支持的理论解析。本部分从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学科视角入手，探析区域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的关系以及财税政策支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发展的理论依据。一是对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中“产业发展”的相关命题进行了梳理和归纳，阐述了区域经济增长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而说明：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并非只是单向的，它们彼此间存在着互动式的影响。因为一个区域中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会使该区域逐渐具备一个极具竞争优势的产业结构，它将能带动整个区域走向至少阶段性的经济繁荣；同时，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必然要求区域内各种要素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变动，其产业发展路径与结构也必然会随之做出相应调整。二是较详细地论述了财税政策在区域产业发展中的传导机理。基于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以及财政政策对资源配置的协调、引导作用，决定了政府财政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无论对新兴产业及其集群的培育，还是对传统产业的保护与改造，抑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直接投资、政府奖励、税收优惠等财政杠杆都能发挥良好的促进作用。三是运用效应理论，就财税政策对产业内反垄断、技术创新、产业保护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直观效应予以翔实的论证。
(2)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功能定位及产业规划。通过对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的历史考察和现状分析，使我们看到，我国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变与成型，既体现了作为发展战略必须具有的继承关系，也表明了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发展战略所做出的必要调整和完善，是区域行政决策与区域经济组织规律交互作用的结果，带有明显的区域行政决策相互博弈的色彩。中部崛起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获批，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源、生态和环境等领域问题的综合考量，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区域统筹发展战略实施的必然。因此，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功能定位，既要突出该经济区的特色和优势，又要从其长远发展和国家区域发展大局来考虑。其发展目标可以定位为江西崛起的引擎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维护区、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试验区、区域协调发展的枢纽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种资源指数优异、生态环境保护良好，生态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基础设施较为完备，工业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并具有十分独特而丰富的生态、人文旅游资源，因而有着良好的生态基础和产业优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发展规划应按照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发展生态经济，努力构建以生态农业、新型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环境友好型产业体系。
(3)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发展财税政策的现状与问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几乎集中了江西省工业的全部精华。随着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江西省尤其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经济发展形成良好的态势并呈现出新的特点。支柱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动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经济增长形成互推作用，工业化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支柱产业支撑作用加大，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等等。这些成就与江西省出台的一系列财税激励政策紧密相关。近年来，江西省政府为了“保增长、调结构”，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出台了一揽子财税政策来扶持和促进优势产业、特色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低碳环保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这些政策包括财政补贴、财政贴息、设立专项基金、财政奖励等财政扶持政策和税收减免、税收返还等税收优惠政策。然而，由于当前财税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制约，现有财税扶持政策仍有诸多不足之处。就财政政策而言，“民生”与“GDP”的兼得可能误导了财政政策目标的选择，预算内财政支出的结构偏向影响了财政的导向功能，机制与手段创新不足弱化了财政的激励力度，现有的各级财政间关系制约了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就税收政策而言，政策的复制性缺陷使得政策本身及产业发展可能具有较大的趋同性，政策的功能性缺陷使得税收政策的目标受到限制，政策手段的单一性缺陷使得产业发展缺乏后劲，政策目标的多元化使得生态税收难以自成体系。
(4)国外促进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经验借鉴。本部分选取在以区域产业发展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成效显著的意大利、澳大利亚和巴西三国为样本，通过对他们在产业发展中使用的财税扶持政策进行比较分析，总结了其可资借鉴的经验。在意大利促进南部地区发展的过程中，意政府利用转移支付、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扶持性财税政策先后成功完成了对南部工业体系的构筑、中小企业集群的培育及其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澳大利亚西澳州政府的西澳开发战略之所以成功，原因也在于其利用财税政策，因地制宜地对传统产业予以扶持，并在稳定传统产业产能的基础上，适时深化其内涵，提高其附加值。而巴西则通过财税扶持政策，成功转变了原来的工业化融资模式，并在国内选取产业关联度极高的纵向战略型产业加以扶持推广，有效地提升了产业技术水平，缩小了地区差距。这三个国家利用财税扶持政策推动产业发展，进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成功经验，对当前我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无疑具有恰好的启示意义。首先，这三个国家的财税政策设定和实施都十分严谨，既注重以法律形式规范相关条文，又强调财税政策的间接调节作用，同时细化优惠政策，使之操作便捷；其次，坚持采取针对性强，覆盖面广的财税扶持手段，既立足区域实际情形制定相关政策，又突出重点分别加以针对性扶持，使财税政策的实施有的放矢，游刃有余；第三，注重构建有机统一的政策网络，强化财税扶持政策与其他产业扶持政策的衔接与配合，使财税政策在资金引进、市场竞争维持和产学研一体化等方面发挥激励、引领作用，从而使其政策效应最大化。
(5)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财税制度与政策选择。为保障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顺利实施，在地方财税制度改革与政策选择上，要在全国率先实现财税理念与制度的突破。它既要符合生态经济区的规划与建设目标，也要结合政府转型与国家财税体制改革。从构造地方新型财税体制的高度，按照整体设计与分步推进的思路，优化财税制度与政策。一是要推行财税制度改革，这是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也是鄱阳湖湖生态经济区的制度优势，它包括财政决策制度、财政信息制度、财政规模目标、财政收入制度等。这些制度主张地方财税体制由生产建设型向服务社会型转变，政府的主要工作是促使企业与家庭成为生态经济区发展的主体，通过引导企业与家庭的投资与消费，在实现其利益与效用最大化的同时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对企业与家庭作为社会经济的主体来说，吸引他们投资与消费的政府作为包括：政府决策可参与，政府行为可预期，政府成本有优势，纳税人税负可控性，社会经济有秩序，环境宜商又宜居。这些内容也正是政府财税制度改革的目标。二是审慎选择倾斜性的财政政策，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具体产业服务。其中，基础类产业财税政策导向是大城市尽力吸引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一切人才与劳力促进城市的繁荣，招商引资目标应是提高就业率而不是GDP增长率；鼓励并支持区域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技术与创新产业类财税政策选择建议包括支持新型产业与新兴产业生产基础的建设以形成产业集群，促进科研与设计机构的入驻，促进开放式创新的发展；农业与生态经济产业财税政策核心是大力扶持高效生态农业，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