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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延安文艺研究》停刊。在这样一个市场主导的社会，停刊意味着该杂志已面临生存的困境。这也是延安文学研究要淡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的标志性事件。犹如延安遥离中心偏于西北一隅，延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中也归于一片冷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延安不仅仅是一个地名，更多地它负载着一段深厚而又艰辛的历史，更是一个历史时期及其文化的独特象征。而身处延安的作家面临着社会文化的巨大转型，他们自身的转型及完成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文化事刊，值得我们细细推究。本文越过纯文学的范畴，采取历时性的视角，不是以文本为中心而是以延安时期作家心态的转化以及作家的生存状态做为研究的核心。因为文学不仅仅是文本的历史，更大的程度上，从中折射出的是作家的心态史，或平实或激越的文字背后，是一个个痛苦地思考着挣扎着的灵魂，一个个生动鲜活的灵魂。研究的题目虽是以延安时期为主，但会辐射到五四时期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左翼文学时期，建国以后(1965年之前)。 本文分为三大部分：一，走向民间。历时性地勾勒了延安时期“民间”形成的过程：30年代初左翼文学的重要影响，作家在精神绝望中出奔延安，毛泽东的文艺政策共同促成了延安时期作家笔下“民间”的形成。在作家对“民间”认同的过程中，在作家与“民间”融合的过程中，“民间”展现出了它的激情与魅力(赵树理和郭小川)，然而在也存在着迷失和困惑(丁玲)。建国之后，在文化政策上是对延安时期的延续，出现了“乡土民间”的虚化，农村的政治运动成为表现的核心，乡村的日常生活和人伦风习仅仅成为背景。在意识形态的压力下，都市作为腐化没落的象征，失去了表达的合法性，仅有的“工业题材小说”并不以都市作为表现的主体。 二，作家的“组织化”。共产党作为新文化的传承者与在文化上推行复古的国民党展开了激烈的文化战争。对外还要抵抗日本的侵略，内忧外患的现实决定了文化政策的实用性。作家身份的演变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五四时期作家的市民身份，职业的自由性使他们具有了独立的人格，但同时他们要通过文学市场来谋生，承担个人生活的琐屑；左翼文学时期文学家和革命者的双重身份认证，他们也同样受制于文学市场；延安时期，通过一系列的文化政策和鲁迅艺术学院这一文化机构以及王实味事件的潜在影响，进入体制成为作家生存的前提；建国之 一文化机构以及王实味事件的潜在影响，进入体制成为作家生存的前提；建国之 后（1978年之前），通过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和作家协会把作家纳入组织，作家 成为文学工作者。由此一种新的文学作品的生产和流通方式产生，“政治利益” 的需求成为文学创作的驱动力。作家陷于生存的夹缝之中。 三，中国现代化与现代性格局中的延安作家。延安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不可否 认也是中国对自身现代化模式的一种探索。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延安作家和 他们的创作具有了“现代性”的意义。革命历史题材的大量捅现，英雄人物的塑造， 传奇故事的书写，成为詹姆逊所言的“民族寓言”，昭示着民族的自强之路即通 过对自身精神的高扬来对抗西方强大的物质文化。同时一些作家已触及到了“现 代性”的重要问题，他们对偶在性、个体性的珍视与探索，对文学所担负使命的 正当性的审视，对个人生存信念的执著与闪回的迷悯，对历史大叙事的或迎或拒 的隐秘心理，这些都展现了他们的现代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