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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乌拉圭回合谈判和协定签署以来，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转向用非关税壁垒中的技术手段来控制国外农产品的进口，表现在以确保食品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福利和环境资源等为名义而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TBT，下同）对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应该说，随着科学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消费者收入的增加和对技术及安全性问题意识的提高，人类对自己的健康和生活环境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对提升产品标准的需求与日俱增是必然的发展。但无疑TBT已经并可能将在今后限制国家间贸易流量方面扮演着更具实质性的角色，各国政策制定者，企业利益集团和经济学家都表达了对于TBT的日益关注。因此探讨TBT的经济影响十分有意义。 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九部分:除第一章导言外，第二章是背景资料，通过对TBT中性的、贸易导向型和福利导向型的三种定义介绍，引导出本文的观点，指出TBT本质上有降低进口风险、修正负外部性的合理积极的一面，但也有可能被贸易保护主义者利用，成为保护本国生产者的工具。它对设置TBT的进口国和需要跨越TBT的出口国而言，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同时为了对TBT的影响进行经济评价提供引导性说明，本章通过大量的实证性描述，对TBT进行政策工具、实施范围、规则目标的分类。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TBT将成为农产品国际贸易政策中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富有争议的话题。 因为TBT对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是复杂的，既能够产生贸易保护作用，也能够修正市场外部性，引起进口国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对贸易流量和福利产生影响(.)所以第三章设计了两个模型分析TBT对进出口国的贸易与福利影响。在第一个类似于关税保护的纯粹贸易保护模型中，如果进口品进入对进口国不存在相应的风险，此时设置TBT的目的只是纯粹为了保护本国生产者，那么它就类似于关税保护，不过不同于关税保护之处在于不提供关税收入。但这只是一种绝对情况，因为一般情况下TBT的设置都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在另一个模型中，如果由于进口品的进入存在一定的风险，能够给进口国的生产销售等带来负的外部性，进口国设置TBT是用于修正市场无效，那么自身的供给和需求都会发生变动。如果此时国民净福利是正的，那么TBT是能够修正进口国市场失灵的福利增进型的，从经济上判断就是合理的。对于出口国而言，理论上如果只有一个进口国实施某个技术措施（一对一模式或一对多模式），那么遵守成本将被进口国完全吸收。如果所有的进口国对所有的出口国实施同样的技术措施（多对多模式），那么遵守成本将在进口国和出口国间通过市场价格变化进行分摊。但如果技术措施只影响一个出口国，而且是许多进口国都针对该出口国采用（多对一模式）时，目标出口国将独自承担遵守成本，尤其在短期内由于难以寻找到新的出口市场，出口国的贸易和福利条件会发生不利变化，贸易流量减少，贸易条件恶化，遭受经济损失。 结合第三章的分析，第四章和第五章试图提供一些方法来测算TBT的经济影响并评价各种测算TBT影响的经验估计方法。 由于技术措施的异质性，一个同一的测算方法并不存在，其中第四章主要考虑的是测算技术规章标准和动植物检疫措施等规章的经济影响。在各种模型化评价TBT影响的方法中，一种是直接测算贸易流量，即它们对进出口量的综合影响，主要方法有关税等值法、清单法、引力模型法等。另一种则通过评价TBT的更综合的福利影响来考虑，因为福利影响是对整体经济影响的最综合的指标，主要方法有风险评估式的成本收益测算。成本收益分析可以帮助识别出技术措施的成本并评估它们是否为纠正外部性，或是否主要用于保护国内生产者目的，其中间接估算了对贸易量的影响。然而，在美好的分析框架和TBT影响的应用估计间还是存在巨大的鸿沟。无论是测算贸易流量影响的关税等值法等还是测算主要测算福利影响的成本收益法等都各自有其优点，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通过分析，文章指出两类方法所使用的模型的优点与局限性。 第五章则专门研究了产品标签制度的贸易和福利影响。如果技术性规章传播信息而使产品的进口和国内需求之间产生联系，消费者了解到他们从进口产品中得到什么而受益或受损，规章就有可能增加或减少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如转基因农产品自愿性和强制性的标签制度要求。因为对不同标签制度的福利影响做确切的测算非常困难，所以本章试图说明这两种体系如何以及为什么对不同类型的公司和消费者而言有不同的影响。通过分析美国和欧盟之间转基因农产品贸易争端的典型案例，本章运用一个竞争市场中的垂直差异模型，该模型考虑进消费者偏好和实施成本，评价了两种标签制度对价格均衡和福利水平的影响，对两种制度选择做了阐述。同时，中国作为转基因农产品世界第四生产大国，应加强对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出口管理。 然后，第六章介绍并研究了WTO有关农产品TBT的主要相关协议，它们分别是《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简称《SPS协定》)、《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简称《TBT协定》)、《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简称《TRIPS协定》)、《装运前检验协定》、《原产地规则协定》等。并对这些协定做出评价，特别指出对发展中国家——往往是TBT受限国而言，由于缺乏技术创新能力，财政匮乏和缺少专业知识及必要的制度等多方面原因，它们在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数量和有效程度上受到限制。 第七章主要讲述了中国农产品出口面临的TBT环境。通过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格局和WTO框架下TBT高发的产品研究，发现中国的优势农产品如水产品、果蔬、畜产品等出口极易受到TBT的限制。文中重点关注了中国农产品出口面临的TBT措施的主要设置国——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农产品进口技术性规章措施。 第八章则就中国如何应对TBT提出政策建议。首先通过对山东省和上海市农产品出口企业和政府机构进行调研的典型案例研究，获得了当地企业和地区政府层面为突破TBT限制、扩大农产品出口的所采取的做法，为中国农产品出口如何突破TBT提供了经验支持。接着，本章从企业和政府角度提出了一些建议。 第九章是对全文的简要概括和总结。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TBT从经济学角度解释具有双重功能。 2.TBT对农产品国际贸易参与方具有不同的经济影响。 3.目前为止，评价TBT经济影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法。 4.针对备受争议的转基因农产品标签壁垒，模型表明在那些对转基因农产品呈高厌恶型的消费者和生产“不含转基因农产品”的国家中强制性标签制度占主导地位，而且生产者主要使用非转基因技术的国家可能导致福利增进。另一方面，当消费者不是非常反感并偏好转基因技术带来的价格降低，而且生产者主要采用转基因技术的国家中，则更加偏好实施自愿性标签制度。这就解释美国和欧盟之间关于转基因农产品标签制度的争端。同时，中国作为转基因农产品世界第四大国，一方面要加强对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管理，另一方面也要加快转基因农产品商品化生产，使我国农产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突破可能的TBT，这就需要对国际市场的了解和国内生产有效的管制。 5.我国作为技术落后的国家往往是受TBT限制的国家，因此，至少是短期内我国农产品出口将受到TBT的约束，出口成本增加，贸易难度增大。贸易流量和国民福利受到TBT的负面冲击不可避免。为此，需要在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上努力，其中主要有:第一、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掌握标准制定权和运用发展中国家享有的权利。第二、建立完备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第三、政府提供支持和服务。主要是加大对农产品出口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降低检验检疫费用和运输费用;抓好疫病的防治工作，加强农药、兽药的基础管理工作;规范出口秩序，成立具有权威性的行业协会;建立农产品出口贸易预警机制;加强同国际组织、有关国家政府部门的沟通与交流，应用国际通行规则和标准，通过双边或多边的技术谈判，打破不合理、不科学的技术措施;从法规、食品注册制度和产品标准上建立完善中国的TBT体系。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技术性贸易措施归根结底是国家间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的较量。中国突破国外TBT的唯一根本途径终究将依赖自身科技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 需要指出，本文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为评价TBT的影响提供一种分析框架。但TBT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受非经济因素如被特殊政治利益所驱使，包括国内各利益集团间以及不同国家和区域经济组织间的政治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