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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改革开放至今,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同时,居民收入不平等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至2019年达0.465,显著高于同期欧盟的0.302、日本的0.299和韩国的0.340。教育溢价,即高教育水平劳动力与低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上升;组内收入差距,即具有相同个体特征的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占总体收入不平等的60%左右,对总体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贡献显著。与此同时,衡量社会机会公平的代际流动性在上升,从职业的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和收入度量的1960-1990年出生的子代的代际流动性在上升。收入不平等和代际流动性是度量社会公平的两个重要方面,高收入不平等是经济发展中分配的结果不公平的体现,代际流动性的上升提高了社会机会公平,缓解了分配中的结果不公平,本文对形成二者现状的成因进行探究。在收入不平等和代际流动性都上升的过程中,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渗透到经济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带来了劳动力市场的深刻变革。本文从信息技术视角分析中国收入不平等和代际流动性的变化。具体而言,在收入不平等层面,分别从劳动力从事的工作任务视角和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视角探究信息技术对教育溢价的影响机制;同时,分析信息技术如何通过价格效应和结构效应带来组内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在代际流动性层面,从信息技术创造的技能需求和知识更新作用分析其对代际职业流动性和代际收入流动性产生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为中国高收入不平等和上升的代际流动性的成因提供一种解释,也有助于探究中国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下的分配模式。本文总共包括九章内容,其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导论,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创新点和研究局限。第二章为相关文献综述,包括技术进步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相关研究,以及代际流动性的相关研究。第三章为中国收入不平等与代际流动性的事实分析,主要从教育溢价和组内收入不平等两个层面对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进行描述,从职业的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和收入两个层面对代际流动性的状况进行分析。第四章为信息技术对收入不平等和代际流动性影响的理论分析。基于工作任务模型和空间均衡模型,分别从工作任务视角和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视角分析信息技术对教育溢价的作用机理;从信息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分析其通过价格效应和结构效应对组内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基于跨期的人力资本传递,分析信息技术如何通过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和知识更新影响代际流动性。第五章至第八章从实证角度对理论分析进行验证。具体来说,包括验证信息技术通过工作任务回报和劳动力流动对教育溢价的作用机制,检验信息技术与组内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从职业的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和收入角度验证信息技术对代际流动性的作用。第九章为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得到以下结论:在收入不平等层面,首先,信息技术提高教育溢价。从工作任务视角研究发现,由于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从事更多非常规任务,低教育水平劳动力从事更多常规任务,信息技术通过提高非常规任务与常规任务的相对回报而提高教育溢价;从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视角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增加地区劳动力流入,通过集聚效应,劳动力流入间接提高教育溢价,信息技术使得高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占比上升,通过供给效应,劳动力技能结构间接降低教育溢价。其次,信息技术和组内收入不平等之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二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主要来源于下层组内收入不平等,且在城镇样本中显著,而在农村样本中不稳健。机制检验分析发现,劳动力不可观测技能的价格效应是信息技术影响组内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渠道,结构效应的作用很小。在代际流动性层面,首先,从职业的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角度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增加了代际职业流动性,促进了子代职业向上流动的概率,对子代职业向下流动的作用不显著。信息技术对代际职业流动性的作用主要发生在城镇地区,在农村地区不稳健。机制检验发现,信息技术通过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以及降低父代人力资本对子代人力资本的传递提升代际职业流动性。其次,从收入角度分析发现,信息技术提升了城镇和男性样本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对农村和女性样本的影响不稳健。信息技术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中间收入阶层,对最低收入阶层和最高收入阶层的影响不显著。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放在一个分析框架下发现,在高信息技术地区,公共教育支出显著提升了代际收入流动性;而在低信息技术地区,公共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不显著。公共教育支出作用的发挥,依赖于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没有信息技术进步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公共教育支出提高代际流动性的作用有限。基于以上结论,本文的政策建议为:第一,增加劳动力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从事非常规任务的能力。由于信息技术对易于编码化的常规任务形成替代,而对非常规的交互性和抽象性任务形成互补,对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培养劳动力从事非常规任务的能力,以抵御信息技术对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减少由信息技术等新技术导致的结构性失业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第二,破除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尤其是高教育水平劳动力的流动性。这不仅可以通过集聚效应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教育溢价的增加。第三,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不仅仅是促进学历的提高,增加教育水平可观测技能的供给,还要提高劳动力不可观测能力的供给,比如,领导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以减缓新技术带来的收入不平等增加的问题,也有助于提高代际流动性。第四,增加对低收入家庭的公共教育支出。由于预算约束,低收入家庭易陷入贫困的代际传递。增加对其的公共教育支出,可以缓解低收入家庭的人力资本积累劣势,促进社会机会公平,也有助于增加整个社会的技能供给。第五,促进农村地区的信息技术发展。各地政府应该统筹城乡信息技术发展不平衡,积极进行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投资,加速农村信息化进程,助力农村地区跨越“数字鸿沟”。同时,提升农村地区劳动力的信息技术使用技能,以提高农村地区劳动力的收入,使得农村地区也能分享到信息技术发展的机会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