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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打破中日间的“不正常”状态,着眼未来建立两国正常的外交关系,中国政府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旨在通过开展“民间外交”来推动中日关系走向正常化。事实证明,“民间外交”在推动中日两国关系发展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活跃的多层次的“民间外交”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始终隐含着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道义外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道义外交”以其道义力量,化解了日本帝国主义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的战争伤害和心灵创伤,使两国人民在感情和心理上不断靠近,为开启中日“民间外交”的大门进而推动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提供了助力。目前,学术界对此的研究甚少。有鉴于此,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为主线,以新中国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做出的种种“道义”努力为考查重点,从外交策略的角度来分析“道义外交”及其实践。全文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论述“道义外交”的界定及其渊源。具体分析新中国对日“道义外交”的由来及其主要特征、历史渊源、与“人民外交”的关系。第二部分论述新中国对日“道义外交”的运用及其在中日关系发展中的作用。通过把握“道义外交”的实施背景,重点考察善待日本遗孤、宽释日本战俘、放弃对日战争索赔、对日民间往来、中日无信不立等典型案例和事件,从而探讨对日“道义外交”的运用；根据民间外交的建立、向半官方的发展、蜜月期的中日交往、中日关系不断提升等中日关系四个阶段,阐明“道义外交”在中日关系发展中的作用。第三部分主要阐明中日之间“道义外交”的现状及其评价问题。具体论述新中国对日“道义外交”的遗留问题及评价、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维系中日关系等两方面价值。文章最后指出,在未来中日关系中,“道义外交”仍然有用武之地。它可以使中国在中日关系中始终处于道德制高点,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建设不断增信释疑,同时又可使中国对日“道义外交”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典范,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公信力和国家软实力。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明白：作为一项外交策略,“道义外交”不可能代替正常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战略；“道义外交”实施过程中,应该更注重对国家利益的诉求,不应仅为了道义而道义,而应为了国家利益而道义；“道义外交”的具体运用,应更讲究“道义”方式,一旦做出要广而告之,昭示天下；“道义外交”要与互惠互利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