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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以“革命文学”论争为对象的论文，围绕在“文学的阶级性”的历史建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复杂的论辩，论文重点讨论了在确认阶级的不同路径下所隐含的不同问题脉络和理论资源。这主要基于如下的观察:一、在近三十年来文学研究中对“文学的阶级性”的回避，已使之成为一个迹近消失的话题;二、但在“革命文学”“内部论争”模式中所确立的有关“文学的阶级性”的叙述，却依然在继续控制理解这一问题的逻辑的同时，遮蔽着那些论辩性的阶级观念。尽管前一个问题有着更复杂的原因和背景，却也正是“内部论争”模式自我瓦解的表征与后果。 本文在“引论”部分，就李何林先生在《中国文艺论战》和《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对“革命文学”论争的不同理解，从“编史学”的角度追述和反思了在“文学的阶级性”叙述的确立过程中“内部论争”模式的形成，并指出以面对外来敌手时“内讧”的结束及态度上的一致性，来描述“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共识的确立，未尝不包含着对论争的辩证理解，但对这一“内部”复杂性的减缩，在模糊甚至遮蔽了“文学的阶级性”本身的论辩性质的同时，也使之丧失了在新的条件下自我正当化的功能。 在笔者看来，“革命文学”论争的贡献，并不在于——起码并不仅仅在于-它如何缔结了文学领域中有关阶级的共识;而在于对那些抹煞文学的阶级性或将文学简单地阶级化的质疑与批判。实际上，在对文学的阶级性的认同中，也存在着以“智识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三种不同路径，或者说，存在三种理解阶级的谱系。因而，本文也相应地分成三个部分，每一部分分为两章，上章致力于对“革命文学”论争中一些关键性环节的重新考订，下章致力于在这一基础上拓展和组织论述。但由于涉列过多，这里不拟对其内容进行描述，只就其主要论旨进行说明: 本文第一部分，从鲁迅《奔流》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与“革命文学”论争之关系的角度出发，讨论了他对“真的智识阶级”基于自我阶级意识的批判，逐渐理解和接近大众的可能性的思考。这使他与那些将自己的阶级身份作为最后的归属的知识分子，或那些同样从阶级身份出发对“智识阶级”的整体性否定，都有很大不同。但对阶级“意识”复杂性的认识，又使鲁迅强调个人意愿的自发性与个人情感的内在性，并始终坚持通过个人，反对任何先验正确的“集体主义”和“组织”权威。 本文第二部分，从钱杏邨《<幻灭>书评》和《<动摇>评论》原文与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关系的重新考订入手，讨论了在“八七会议”将国共合作的失败归咎为小资产阶级对革命的背叛的语境下，茅盾重提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历史意涵。本文认为，把觉醒于“五四”并在“五卅”中成长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视为革命的主力与依靠，不仅是重新确认中国革命基础与方向的努力，也内含着以小资产阶级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进阶级和代表阶级的祈愿。这不仅可以解释《从牯岭到东京》在当时引发的震撼，而且也可以部分地解释“革命文学”论争以来对小资产阶级持续不断的批判。 本文第三部分，则通过对“事物化”（物化）概念的发掘，重新分析了李初梨等后期创造社成员由此展开的“无产阶级文学”的论述及批评活动。与那些在反对“极左”路线下所形成的简单化处理不同，本文以李初梨对郭沫若的一再批评的分析指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确有其内在的逻辑。但本文也同样指出，李对作为“理想型概念”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与作为社会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政党之间应有的区别，缺少必要的自觉，其以“外在灌输”为基本特征的党派原则在文学批评中的无反思性地运用，更形成了与鲁迅等人的激烈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