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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是一个负载了太多西方文化成果的范畴：一是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把市民社会看成是政治共同体，从古希腊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二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过程而充实起来的经济意蕴，从苏格兰学派到古典经济学把市民社会看成是市场经济体系。在古典经济学理论成就的基础上，黑格尔首先颠覆了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公民社会”、“文明社会”观念，指认了市民社会“私人利益的体系”。马克思则进一步明确市民社会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到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发生了“建构”到“批判”的历史性转折，从词语演变的角度则是发生了从英语世界中的“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到德语世界中的资产阶级社会(bu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重大变迁。中国学界在市民社会研究中过于依赖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对市民社会的现代性批判维度。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分五个层面梳理市民社会批判性维度的理论资源，以资借鉴：
第一步，是从“公民社会”到“市民社会”。市民社会起源于古希腊的“公民社会”，最初是一个以政治内涵为主的范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兴起，逐渐凸现了市民社会的经济内涵，在苏格兰学派与古典经济学中，逐渐开始把现代社会描绘成一副经济体系的图景--市场经济社会。这在总体历史语境上表现为：从civil society(文明社会)到burgerlichegesellschaf(布尔乔亚社会)的转换。黑格尔在古典经济学市场社会观念的基础上颠覆了传统政治哲学关于市民社会是公民社会、政治社会的理解，提出市民社会的是“私人利益的体系”，是自私自利的市民构成的外在联系的社会。
第二步，是从“市民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在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承接黑格尔的分析指出现代市民社会是一个“异化的社会”。基于阶级的分析，马克思指出现代市民社会的分工与交换关系之所以发生异化，其根源在于阶级分化与对立，市民社会的本质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与此同时，马克思区别了市民“等级”与资产阶级“阶级”的重大历史与逻辑差异，从而把市民社会明确指认为资产阶级社会。
第三步，是从“资产阶级社会”到“资本家社会”，而这个“资本家社会”就是“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最初来源。马克思在5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指出，市民社会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从更深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则转化为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市民社会是资本家统治的社会，因此其本质是“资本家社会”。“资本家(社会)”这一概念在英语世界中就转化为资本主义，这便是“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逻辑起源。
第四步，从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发生了，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是殖民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拓与原材料的掠夺。由此可见，市民社会必然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相关。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产生垄断，资本家的垄断同盟要分割世界，由此资本主义就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由此可见，帝国主义是与我们前面所说的市民社会的分工与交换关系、阶级关系、生产关系密切相关，只不过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19世纪末第一次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指出现代资产阶级已发展成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已发展成“帝国主义”。
第五步，从资本主义到晚期资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离开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经济视角(分工与交换关系、阶级关系、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市民社会的理论维度，转而从西方政治学、社会学的视野来考察市民社会，在历史语境上又从布尔乔亚社会、资产阶级社会(burgerliche gesellschaft)所承载的批判传统回到西方政治哲学的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建构传统。因此在市民社会这个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异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而与西方主流政治哲学有颇多呼应之处，近年来的“第三条道路”是这一理论问题的现实反映。但在另一方面，它们还是承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市场经济社会和重商社会的批判性话语，因此它们又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对公民社会进行渗透和控制之角度出发，深入地分析了市民社会的文化霸权、意识形态、公共领域的崩溃等问题，从而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批判理论注入了新的资源。
总之，在市民社会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三大重要的批判性视角：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视角、帝国主义的全球化视角、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政治学视角。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必须认真面对这三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