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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虽然是在近代西方才产生的概念，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却早已存在，因此具有发展变化的阶段性和涵义的多层次性。换言之，既有现代民族，也有古代民族;民族既可指“族群”，也可指“国族”。相应的，民族主义既包括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传统民族主义，也包括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的近代民族主义。中国的传统民族主义以“夷夏”观为核心内容，表现为地理上的中国中心论、文化上的中国优越论和政治上的天下一统论等思想。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无情地将中国卷入世界殖民体系之后，传统民族主义难以应对这场亘古未有的大变局，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微，代之而起的是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为主要指向的近代民族主义。但是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产生之后，传统民族主义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两者有时呈现为一种胶着、混杂的复杂状态。 作为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民族主义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文学。 首先，民族主义促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亦即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虽然最终完成于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但在清末民初即已形成一定的气候。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不仅仅只是文学内部因素的自然发展使然，民族主义外力也起到很大作用。民族主义成为席卷中国的狂飙巨澜之后，先觉者们开始了对民族自强路径的积极探索，由此派生出清末民初的“新民”运动。以培育新型国民为宗旨的“新民”运动把文学作为“新民”的利器之一，这样就引起了中国文学在观念、传统、主题、体制、媒介等方面的一系列巨大变化:就观念而言，启蒙文学观取代了“文以载道”的文学观，成为中国文学的主导观念;就传统而言，异域文学作为“新民”的思想资源被大规模译介，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质素，使其逐步形成了新的传统，中国文学从此由封闭走向了开放，建立了与世界文学的密切联系;就主题而言，“新民”运动使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得到广泛的传播，这样就促成了民主主义主题的产生，民权、女权、改造国民性等内容大量进入文学作品;就体制而言，中国民众文化素质的低下使得“新民”运动特别倚重具有通俗性的小说、戏剧，这样过去只能居于文学体系边缘地位的小说、戏剧开始向中心位移;就媒介而言，“新民”运动注重运用白话、通过报刊来开启民智，这样白话文运动兴起，报纸杂志大量出现，白话逐步取代文言成为文学的语言媒介，报刊取代手抄木刻成为文学的重要传播媒介。 其次，民族主义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变化亦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巨大影响。晚清至民国时期，文学的发展变化特别表现在话语的嬗变上，从种族话语、启蒙话语、阶级话语、民族话语的或交替或共存中，即可把握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潮流和方向，而这几种话语类型均与民族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可以说正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驳杂导致了中国近现代文学话语类型的丰富。 种族话语是民族话语的一个变种。在清末，人们并不能十分明了种族与民族之间的区别，在使用“民族”一词时，十分注重其血缘意义，因此当时提倡和践行的是种族色彩鲜明的种族民族主义。在“种战”的喧嚣声中，泛黄种主义一度形成影响，“排满”的革命宣传则具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意味。种族民族主义渗透到文学之中，形成了种族话语。在清末的“排满”文学中，种族话语十分流行，特别是在表现汉民族亡国痛苦、传颂汉民族英雄事迹、揭露各色汉奸丑行、抒写汉民族同胞光复河山志愿等几类文学叙事中，种族话语得到突出的表现。民国建立以后，“排满”之论迅速消歇，但种族民族主义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消除，而是程度不同地残留在人们的头脑之中。这种包括泛黄种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而以大汉族主义为主的种族民族主义有时也会流露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之中，蔡元培等人文学批评中的反满情结、鲁迅杂文创作中的“汉族正统的中国”观念、黄震遐剧诗《黄人之血》的泛黄种主义倾向就是例证。 启蒙话语亦有深厚的民族主义关怀。在近代中国，启蒙与救亡是难舍难分的二而一关系，因此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不是一种单纯的启蒙运动，而是发生了与民族主义的深刻关联。即以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影响最为深远的启蒙运动而言，也是与民族主义不可分割的:从兴起的原因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民族危机的产物;从发展的结果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民族主义的高涨;从运动的特点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个人为本位，并具有一定的世界主义（人类主义）倾向，但它所推崇的“个人”和“自我”，绝对不是执著于一己痛痒的“个人”和“自我”，它所关注的“世界”和“人类”，也绝对不是完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世界”和“人类”。同样的，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启蒙话语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启蒙话语，在启蒙话语中我们不难发现一种民族主义的关怀。以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和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而论，两者都表现了人的发现、人的解放，是典型的启蒙话语，但是《沉沦》中人的“沉沦”与国的“沉沦”、《女神》中人的“再生”与国的“再生”却难分难解，启蒙话语无疑是与民族话语交织在一起的。 国共两党民族主义鲜明的阶级倾向使得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呈现出一种纠葛、绞缠的复杂状态。处于次殖民地的中国，国共两党在张扬民族主义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两党理论基础、政治主张的巨大差异又使得其民族主义必然分流，体现出不同的阶级倾向。就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关系而言，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表现出一定的反帝色彩;但就中华民族内部成员的关系而言，国民党的民族主义严重违背人民主权原则，表现出高度专制、集权和主要依赖社会上层的特点，是一种“极权民族主义”。依附于国民党的右翼文学往往以“民族”为号召，但其“民族”旗号具有双重指向，在反侵略、抗强权的同时，它更为现实的目的是以民族意识对抗广泛传播的阶级斗争学说，推行文化统制，维护现存秩序。就中华民族的对外关系而言，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表现出鲜明的反帝色彩，但其民族主义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摆脱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消极影响、克服“俄化”倾向而走向独立自主的过程;就中华民族内部成员的关系而言，中国共产党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等反动势力作为斗争目标，为工农等人民大众求解放，其民族主义表现出较大范围内的民主和主要依赖社会底层的特点，是一种“全民民族主义”。受此影响，左翼文学中的民族主义也较为复杂:在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冲突（比如1930年前后的中苏冲突）的时候，左翼文学一度遭遇了阶级话语与民族话语背离的尴尬;在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大体一致的时候（比如抗战时期），民族话语也未能在左翼文学中一统天下，而是与阶级话语共生共存。 总之，民族主义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决定了其现代转型和反帝反封建的基本面貌。由于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近代民族主义，而是与传统民族主义及其它因素杂糅在一起的，这就导致了中国近现代文学总体格局清晰中具体细节的斑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