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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五经》、《四书》为代表的儒学典籍，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和精神品质。因此，中国儒学典籍的英译能够弘扬民族文化、保持民族文化身份、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同时，也能够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更好地参与全球文化交流，从而促进全球文化多样化的发展。然而，涵括了儒学典籍英译的中国典籍英译，作为翻译学的一个年轻分支，尚未建立健全理论体系和该学科独特的发展路线，亟需回到翻译史中去，通过过去和现在的比较，才能查漏补缺、总结经验、探寻规律，以谋求新的发展。尽管西方众多翻译学者都强调了翻译史研究在确立翻译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中的重要作用，但对众多中西翻译史著作的纵观横览之下，我们竟然难觅中国典籍英译史的踪迹。西方翻译史学家关注外译英的翻译史，却对中国典籍英译史存而不论；中国翻译史学家关注外译中的翻译史，对中国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也是寥寥无几。中国典籍英译已经悄然走过了250多年的历史，对它的描述乃是一部鸿篇巨制，我们需要分国别、分时期、分专题，有步骤、分层次地进行，从一般性的研究进入不同国家和领域的翻译史研究，才能真正厘清中国文化外传的实际文化历程和特点。(王丽娜1988)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逐步确立的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大国的地位，使得它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加之，西方汉学的重镇转向美国，美国随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汉学研究中心，因此，对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和标杆性。本文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对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活动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翻译了什么？什么没有被翻译？谁在翻译？如何翻译？翻译的效果如何？），从而勾勒出其全貌；并从纵向和宏观的层面，分析这段翻译史背后的历史文化语境、赞助人和汉学发展因素（为什么翻译？是什么影响了翻译？）；然后，本文聚焦译本和译者，通过译本的横向比较，结合个案研究，以点带面地对不同的译本范式和译者的文化观和翻译观进行分析，对不同范式下的译本在传播中国文化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客观地评估和定位（为什么会是这些人在以这种方式翻译这些典籍？翻译的不同结果又是什么？哪种方式是最理想的？），最终形成一部以美国的历史背景为经，以儒学典籍的英译活动为纬、有史有论、有系统有条理，能够高屋建瓴地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和全球文化多样化提供借鉴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论。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本章是对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研究对象与目标、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结构安排的简要介绍。第二章主要对国内外翻译史研究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展望中国儒学典籍史未来研究的方向。第三章将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纵向地分为4个时期，并对每个时期的译本、译者及其相关翻译活动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研究发现：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活动起步晚、发展快，到20世纪下半叶，分别在60年代和90年代迎来了两次高潮。翻译从部分到整体、从节译到全译、从个人兴趣到集体合作、从宗教到哲学，译本样态和译者的职业身份、翻译目的和方式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旅美华人学者和美国汉学家担当着中国儒学典籍英译的中坚力量，但他们的整体年龄偏大，后备人才严重缺乏。直到目前，美国的儒学典籍英译仍然主要依附于美国汉学而发展，并未成立专门的翻译组织，也未出版相应的学术期刊，美国翻译界的知名学者也未涉足中国儒学典籍的英译。第四章主要借助了描写翻译研究把翻译活动置于目的语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的方法，从纵向和宏观的层面，深刻剖析了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活动背后的文化动因。研究发现，美国文化中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加上美利坚民族追求独立自由、叛逆和创新的文化精神是美国翻译和研究中国儒家文化的内在动力；美国文化在发展中遭遇的困难和危机，借助中国文化来改造和发展自身文化是中国儒学典籍英译的客观需求。整体上看，美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处于强势地位，其文化输入的同时总伴随着向外的文化输出和扩张。中国儒学典籍英译虽然经历了两次高峰，但整体缺乏独立的发展态势，而主要依附于汉学。此外，美国政府、各大财团支持的基金会，通过政策扶持或资金支持的方式，对汉学研究的学术团体、学术期刊以及相关高校的汉学机构的研究具有较强的操控性，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儒学典籍英译活动的进展，反过来，众多儒学典籍的英译本也成为汉学家进行学术研究的宝贵参考文献。第五章则聚焦译本和译者，将美国二十世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本大致分为“文本中心”和“文本相关”两大范式。前者最接近儒学典籍文本规范，把原文和原作者放在其所处的相应历史背景下，以忠实反映原文在历史上的内容、含义和特质为首要任务。以陈荣捷的《中国哲学资料书》和安乐哲的《论语：哲学翻译》为代表，该范式下的译本反映了其译者认同儒学典籍及其作者在儒家文化中的经典地位的文化传播观，及其认同中国儒学典籍的英译原则首先是忠实地传达儒学典籍的特质或差异的翻译观。由此可见，“文本中心”范式下的译本最首要的功能是传达中国儒学典籍的特质和中国文化的特色和原貌，帮助西方看清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从而维系中西文化交流的基础——差异性特征，它是文化之间交流和借鉴的基本动力。“文本相关”的范式以庞德的《诗经》和《四书》译本、白氏夫妇的《论语辨》译本为代表，分为几种不同的情况，但其共同点都不以忠实传达中国儒学典籍的内涵为出发点和归宿，而是超越对原文本义和特质的探求，转向关注译本可能产生的对当下的意义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学典籍进行“改造”和“利用”。因此，该范式下的译本，其最重要的作用在于扩展了翻译研究的视角、开辟了文化传播的多样化途径、适应了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的需求，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在较广的范围内传播开来。第六章结语。本章在对全文内容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指出本研究的创新点和存在的不足，以及今后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内容，并以史为鉴，探讨中国典籍英译和中国文化传播的最佳模式，并对中国典籍英译史的撰写提出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