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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它联系着资金需求和供给的两端,降低交易的成本,提高交易的效率,保证交易的实现。无论在过去还是现代,银行贷款都是微观经济体最主要的资金来源,银行都是金融市场中重要的交易中介。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利率和需求是决定信贷的主要因素,利率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随着经济理论的不断深入发展,经济学家发现在传统的利率渠道之外,资产价格、汇率、银行贷款、企业净财富额等,都有货币政策的传导功能,货币政策的各种传导渠道逐渐被挖掘出来。但银行资本对信贷和货币政策的影响一直被忽视。近年来,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巴塞尔协议》中资本监管的实施,银行资本在决定信贷和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开始显现出来,并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成为理论上新的研究领域。
本文研究的重要背景和前提是资本监管。事实上,回顾历史,资本监管并不是先天而生,它是经济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产物。在自由放任思想盛行的年代,并没有专门机构和立法对银行进行监管。不过后来某些银行不顾风险肆意扩张信贷,最终在挤兑风波中破产,引发了一系列恶劣的影响,给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政府和人们开始意识到,如果任由银行倒闭、消亡,多米诺骨牌的效应足以使整个经济陷入危机——“大萧条”的教训刻骨铭心。有鉴于此,各国纷纷完善中央银行制度、颁布银行类法规、设立监管机构,银行业获得了数十年的安定。然而随着自由主义、私有化思潮的回归,监管随之放松,银行业以金融创新和跨国经营等方式规避落后的监管,最终酿成了多家银行的倒闭的苦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塞尔协议》应运而生,其监管的核心就是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1988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巴塞尔协议》,1999年开始该委员会对原有协议进行改进,《新巴塞尔协议》于2004年定稿,并在2007年完全替代1988年协议。《巴塞尔协议》出台后,在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实施。
我国金融业发展起步较晚,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处于行政管理体制之下,国家所有的银行没有破产的顾虑,也就没有保持一定资本充足率的概念。但随着经济发展和银行业改革,走入市场、面临风险的银行不能再对自身的资本充足情况置之不理；开放经济中,与各国银行在国内、世界两个市场中竞争的中国银行必须遵循国际的通行标准——《巴塞尔协议》。1994年以来,我国监管当局开始在全国银行界推广资本监管的理念和构建资本监管制度:2003年4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颁布《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该办法成为我国银行业监管开始遵循国际标准的里程碑；2007年3月,银监会公布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明确了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时间表,要求大型银行从2010年底起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至此,我国银行业监管完全与国际接轨,走向成熟。
在以上研究背景下,本文通过构建数量模型,研究银行资本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影响。银行资本能成为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一环,首先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银行贷款投放数量。假定没有资本监管情况下,本文发现银行也会保有一定的资本,因为一方面存款人不会完全相信没有自有资本的银行；另一方面,资本是抵挡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任何理性的银行都会将其作为防止破产的终极工具。本文在无监管的自由市场状态下,从银行的收益、风险着手,发现了银行资本在信贷供给方面的作用,并以此作为基本的“参照系”,探讨资本监管在其中的影响。本文发现监管可能使银行信贷水平偏离市场决定的最优水平,银行资本具有顺周期性,而资本监管既有顺周期性的一面,也有逆周期性的一面。由于《新巴塞尔协议》增加了风险计算方法,不同资本规模银行业因此将选择不同的计算方法,这种改变的结果将会导致银行业资产分布状况对信贷总量和结构产生影响。在前面研究基础上,本文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视角出发,分析在资本监管的条件下,货币政策如何通过银行资本进行传导,以及最终对经济产出和利率的影响。本文发现由于资本监管,银行可能因为贷款过多、资本不足而受到制裁,这种情况改变了商业银行的运营环境。因此,当货币政策的实施后,银行的资本成本和盈利能力受到影响,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会发生改变,在资本充足率一定的要求下,银行为满足资本监管要求,将会在贷款等方面做出调整,以最大化利润——从而产生一条货币政策通过银行资本传导的途径。在这种传导途径中,依然存在非对称性:即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作用要强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作用。本文还对银行资本影响货币政策效果进行分析。考虑到我国目前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本文还分析了利率非市场化在银行资本传导渠道中产生的特殊影响。在实证分析中,本文运用统计、历史归纳、计量经济学等多种方法,分析我国银行资本和信贷、货币政策的具体关系。结果发现:近几年,我国货币政策通过银行资本传导的证据不足；银行资本对信贷的影响在股份制银行中较为明显,而在国有大型银行中不明显。针对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本文提出要减少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中央银行应该干预资本充足率监管,甚至将资本充足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等政策建议。
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世界银行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暴露银行业及对其监管存在的重大弊端,比如银行资本和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问题。虽然我国银行在本次在金融危机由于远离策源地,获得了相对安全,但随着《新巴塞尔协议》从2010年开始在我国大型商业银行中贯彻实施,银行资本和信贷、货币政策关系的研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从理论意义上看,这项将明晰银行资本影响信贷的因为和能力,丰富和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并且使之与时俱进,理论更加贴近实际,增加货币政策传导的解释力；从现实意义上看,由于当前和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信贷仍是我国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来源,这项研究将有利于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了解、预测经济中信贷变化,完善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认识,进而更好把握货币政策操作力度,丰富货币政策操作手段。此外,由于研究中大量涉及《巴塞尔协议》的诸多内容,这将使我们更清楚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在信贷供给的作用,改进监管中存在的不足。
全文除导论外,共分5章。
第一章在新、旧《_巴塞尔协议》的基础上,探讨国内外资本监管的演进。本章的主要内容是新、旧《巴塞尔协议》具体的监管要求和差别,我国资本监管的发展历史,银行法和银监会订立的各种条例中有关资本监管的内容。这些为后文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政策建议奠定了基础,比如,本章发现新《巴塞尔协议》具有更强的风险敏感性,这将增强监管的顺周期性；信用风险的不同计算方法可能影响信贷供给；发现风险计算中压力测试的方法对减少资本监管顺周期性的意义并将其纳入政策建议中；后文的理论模型参考了我国资本监管对不同资产规定的风险权重,等等。
第二章研究银行资本充足状况对信贷供给的影响,共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本文考察了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银行资本对于存款的意义。在银行和存款人的交易互动中,存款人是委托人,是信息贫瘠的一方,银行是代理人,是信息丰裕的一方。由于存款人难以观察到银行具体的行动,会怀疑银行寻找合格授信企业、监督企业经营的动力和能力——道德风险问题不可避免,这使得即便是意图努力认真的银行,也可能难以获得足够的存款支持。解决这一问题有效方法是:银行投入自有资本,以显示其与存款人“同甘共苦”、风险共担的态度,用这种发信号的方式表明自己是一个“好”的银行；同时,足够的自有资本,也表明了银行自身风险较低,在没有存款保险的情况下,储户的存款更安全。因此,较多的银行资本可以吸引更多的存款,而存款是制约贷款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如果银行资本充足,可以获得更多的存款,进而投放更多的贷款。第二部分是本章的核心。在这部分中,本文构建了一个在无摩擦、无监管的市场环境中,银行在面临破产风险的情况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论模型。在这个模型,虽然投放贷款可以增加银行的收入,但同时会增加管理成为,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一定的资本,更多的贷款意味着更大的破产风险、付出破产成本,因此银行要在收益和风险之间进行权衡。在这些条件下,本文得到了银行贷款的决定方程,并指出银行资本在其中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假定银行资本长期可变,得到了银行最优资本数量；发现监管要求的资本充足率和银行实际最优的资本充足率可能会不一致,监管之下实际的贷款可能是低于最优贷款水平的；发现银行自身认定的风险权重和监管部门设定的风险权重的差别,也会给信贷带来影响。第三部分探讨了银行资本和资本监管的周期性问题及其影响。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发现银行资本是顺周期的,这种顺周期性可能会加剧信贷周期性波动,进而加剧经济的波动。资本监管则较为复杂,既有顺周期性的一面,也有半逆周期性的一面。所谓半逆周期性,是指在经济高涨期,资本监管可以在二定程度上抵消信贷扩张的内在趋势,而在经济萧条期却没有防止信贷萎缩的功能。第四部分,本文详细研究了新、旧《巴塞尔协议》的变化,指出由于新协议中提供了信用风险的不同计算方法,银行业资本规模的分布状况可能对经济中信贷的数量和结构产生影响。
第三章主要研究银行资本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第一部分,本文思考了银行因资本不足,可能受到惩罚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期初银行期望收益最大化模型,并考虑两期的情况,将其动态化。本文发现,一般情况下,较多的银行资本可以带来更多贷款,进而增加利润。由于留存收益是银行资本日常最重要来源,因此利润的变化将导致银行资本的变化。央行变动利率,由于期限错配,会使银行的净利差变化,进而引起利润变化、资本变化,在资本充足率约束的条件下,这最后导致下一期信贷变化——货币政策通过银行资本得到传导。由于可以从这两期递推至其后的任何一期,因此该模型涵盖了一般性情况。本章第二部分在第二章和第一部分得到的结论之上,将银行资本对信贷的影响纳入到CC-LM模型中,将第一部分的局部均衡扩展为一般均衡,探讨在考虑银行资本和资本监管的条件下,货币政策对经济产出和利率最终影响,结果发现这种影响与传统的IS-LM模型有显著不同。第三部分,本文拓展了第二部分模型,发现在货币政策通过银行资本传导的过程中,依然存在非对称性问题。第四部分,本文通过赋予加入银行资本的CC-LM模型具体的函数形式,研究银行资本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第五部分,本文分析我国利率非市场化的情况及在这种环境下,货币政策通过银行资本传导呈现的特殊性。
第四章是实证研究部分。在本章中,本文首先考察了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总体情况,并做了国际比较；其后本文分析了我国各类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具体情况。在第二部分中,本文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信贷、货币政策关系做出历史性考察,初步分析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验证前文理论分析得到的结论,为后文的计量经济学分析奠定基础。第三部分是本章的重点,本文收集了我国上市银行近三年来的季度数据,构建了面板数据模型,并尝试采用混合数据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等多种方法,分析包括银行资本充足率在内的各种变量对信贷的影响,并分析我国是否存在货币政策通过银行资本传导的渠道。
第五章是全文的最后一章,本章对全文的理论分析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其中,本文提出了减少资本监管顺周期性的几项建议,并指出中央银行应干预资本充足率监管,资本充足率可以作为类似“准备金”的货币政策的工具。
本文的创新之处可能体现在如下四点:
1、银行资本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是近些年较为新颖的研究领域。本文对相关理论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综述,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通过对已有的文献检索情况看,国内外尚没有研究对此做出系统和细致的工作。
2、本文通过构建考虑银行资产配置、破产风险的数理模型,对比有无资本监管的两种不同情况,发现银行资本和资本监管对信贷供给方面有一些新的影响,如:监管要求的资本充足率和银行实际最优的资本充足率可能会不一致,整个社会贷款可能是低于最优贷款水平；银行自身认定的风险权重和监管部门设定的风险权重的差别,也会给信贷带来影响；资本监管除了现在理论上共同意识到的顺周期性问题,也有半逆周期性的一面。所谓半逆周期性,是指在经济高涨期,资本监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信贷扩张的内在趋势,而在经济萧条期却没有防止信贷萎缩的功能；由于《新巴塞尔协议》允许银行采用多种方法计算信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业整体资本分布的情况可能影响信贷的数量和结构。
3、本文充实了货币政策通过银行资本传导的理论模型。在既有的相关理论研究中,货币政策主要表现为准备金变动,而这与各国中央银行通常重点采用公开市场业务增加货币供给或者调整基准利率的方法不一致；并且所构建的多数模型是局部均衡的而不是一般均衡。本文综合了现有理论模型,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探讨货币政策是如何通过银行资本进行传导的,并将其扩展到一般均衡框架中。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银行资本对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影响,并区分了银行资本充足与不足时的差别,不同货币政策工具产生的差别。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还讨论了利率非市场化在其中的特殊影响。
4、有关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影响信贷的实证研究较少。本文运用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对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情况和信贷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资本充足率对信贷的影响在我国股份制银行中体现的较为明显,而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