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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对《中国新文学大系》编纂历史的研究。论文将历史回溯到1935年，分析《大系》出版前后同时遭遇政治干扰、商业操作和文学追求的史实，展现多方角力最终形成鼎足之势，使得《大系》在参杂着政治色彩和商业意味的同时成就了文学追求。十位编辑联袂于《大系》，分工而又合作，他们围绕着“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各有自己评述历史和选择文稿的标准与视角，也各有其附带的潜在目的。在这份巨大的历史文本中，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形成多声部碰撞、汇合的局面，合力推出一部“五四”新文学十年的历史。
论文第一章重点分析政治干预、商业运作和艺术追求竞相作用于《新文学大系》，使得《大系》在多方角力中汇合政治、商业和艺术诸因素，经由复杂整合，形成一种独特的面貌。从某种意义上说，《大系》是一部受制于商业操作、蕴含着政治取向的文学工程。正文具体回溯到三十年代中期，讨论国民党政权、左翼进步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等多元政治对《大系》施加压力，继而各自争取势力，良友公司运筹帷幄于市场营销争取利益空间、谋求经济效益，同时，文艺工作者们又在编辑中追求美学的艺术效果，三方角逐的结果是彼此的渗透乃至整合、统一。
论文第二章通过个案分析论述了以胡适、周作人、茅盾和郑振铎为代表的编辑对《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叙述。论文展现了各家之言，分析各家“导言”如何传递自己的文学思想和政治意识。第一节讨论了胡适的《建设理论集》及其导言。通过具体例证分析胡适以“自我”为叙述线索阐释“白话文运动”历史，并故意忽略周作人和陈独秀的历史贡献，强化自我功绩，从而得出胡适通过《大系》建构新文学脉络，同时突出自我历史功绩的结论。第二节分析了周作人的《导言》，指出周作人如何一方面继续发扬其“人的文学”的理论主张，延续其“五四”思想；另一方面又进一步阐述“载道”和“言志”的差异，扬弃其“人的文学”中的“平民化”思想，其实质是强调小品文创作的历史价值，探索小品文的发展空间，论文认为周作人在《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建构了1935年语境中的小品文理论，展示了他重言志、重性灵的个性。第三节从郑振铎对新文学论争的叙述入手，认为郑振铎通过《导言》展示的新文学历史是新旧文学的抗争史，他展现了新文学如何在与旧文学的论争中不断反思、深化，成熟和理智，论文还分析了《文学论争集》的不足。第四节讨论茅盾如何参与《大系》的编辑。认为编辑《大系》是茅盾完成自己对新文学撰史的愿望。论文具体分析了茅盾作为资深编辑与作为文学评论家双层身份的冲突和协调，在《小说一集·导言》中他如何运用点面结合的叙事方法和史论结合的春秋笔法进行写作，从而使这篇导言最具“史”的意味和价值。
论文第三章讨论了编辑们在1935年文学语境中，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如何通过对《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留下了新文学的历史。论文通过分析三十年代中期政治领域、商业氛围和文学层面的多元因素，揭示《大系》生成的复杂原因，呈现了《大系》构造历史的意图，阐述编辑们从不同立场出发通过《大系》建构了三种关于新文学运动的说法，即新文学运动是以文学工具改革为主的“白话文运动”，新文学运动以“人的文学”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是一场自觉的反封建制度反封建文化的运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