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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公司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正如世界银行主席James D.Wolfensohn所言:“正确的公司治理就像国家治理一样,对世界经济至关重要”。自20世纪30年代,贝利和米恩斯提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后,人们开始逐步关注公司的治理问题。公司治理问题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政治、经济和民族文化等,民族文化如何影响公司治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先从制度与文化的视角展开,通过分析发现在制度与文化的关系中,文化是第一位的,文化对于制度具有积极的导向意义;然后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民族文化影响着公司治理主体的行为选择,并进一步发现民族文化对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也有着深刻影响。通过上述论述,本文得出一个基础理论,那就是在民族文化与公司治理的关系中,民族文化乃公司治理之母,民族文化决定公司治理的选择和变迁。理论上确定了民族文化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后,仍需要从实证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从而分析在现实世界中是否能够寻求实例的支撑。笔者通过充分比较当今世界上两大典型公司治理模式之后,发现两种模式之所以形成如此之大的差异,文化因素至关重要。通过具体的分析,笔者发现英美国家注重保护个人利益,奉行个人主义思想,遵循平等自由理念,有着悠远的的清教主义传统,具有强烈的冒险和务实精神,决定了其公司治理中侧重于保护投资者利益,股权结构高度分散,股东类型以社会公众为主,内部治理以外部董事为主,外部治理并购盛行,强调物质激励,注重短期利益;而德日国家则侧重于保护集体利益,奉行集体主义思想,强调集体的力量,具有强烈的团结合作精神,有着较长的专制统治和家族传统,反映在公司治理中就是德日的公司注重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股权结构高度集中,股东类型以银行和实业公司为主,内部治理以内部董事为主,外部治理机制缺乏,强调公司的稳定,以精神激励为主,注重长期利益。既然民族文化决定公司治理的选择和变迁从理论和实证上都有了依据,那么如何利用这一结论来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就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我国的民族文化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联性。笔者通过研究发现,我国的民族文化注重集体主义精神、重伦理孝道、推崇天人合一、重义轻利的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决定了我国公司治理中股权结构的高度集中、股东类型以国家、银行和法人为主、公司治理注重长期利益,同时也决定了内部治理中内部董事的重要作用、外部治理中注重公司稳定、激励机制上强调物质激励。民族文化决定公司治理的选择与变迁,那么如何摈弃我国民族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对于我国公司治理的影响,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民族文化的自我变迁来实现这一点,通过深入的研究发现,民族文化的变迁可以克服我国传统文化中轻产权、唯上论、一言堂和老好人的思想,从而完善我国公司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