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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在美国政治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为争取政治优势而开展的政党建设对政党组织而言有重要意义。总统兼具国家领袖和党派领袖的双重身份,这两种身份的内在矛盾导致总统对自身政党情感微妙,相应地其在党建上的态度和实践也不尽相同,总统既可能是过度消耗本党派政治资源的“掠夺者”(predator),又可能是积极完善其组织运作的“建设者”(builder)。高尔文发现,自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来的民主党总统对自己的政党大都采取掠夺政策,对政党的组织建设漠不关心。根据丹尼尔J.高尔文的“竞争优势”理论(competitive standing theory),所在政党的竞争优势越强,总统的党建意愿就越弱。由于民主党在选民政治认同以及各级政府和立法机构席位方面享有“永久多数”(Permanent Majority)的长期优势地位,正是这种优势地位使得民主党总统对民主党的政治优势高度自信,党建意愿渐弱,党建工作长期被忽视。然而,情况在在克林顿执政末期发现了变化——这位民主党总统在经历了七年的优势消亡后,开始对党建工作产生极大热心。根据高尔文的预测,奥巴马虽然在上任初期竞争优势巨大,但共和党革命(Republican Revolution)、金融危机等严峻形势仍会促使其致力于党建。通过历史研究,奥巴马任内的党建举措可以总结出三个方面:一是新建组织机构“为美国动起来”(OFA)扩大影响力;二是应用高科技开展“数字化党建”提升运作效率；三是致力于募资活动增强财力。从实践效果看,这些举措有得有失:新成立的“为美国动起来”组织(OFA)深入基层社区,对于宣扬民主党的政策、募集志愿者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为美国动起来”组织定位争议较大且缺乏与州政府党组织之间的协调,其所带来的党派分裂与内耗大大超过其正面效应;而将自己的竞选技术与民主党所拥有的全国选民个人信息库相结合,极大地提高了实地竞选活动的效率,是其党建的“亮点工程”;最后,尽管奥巴马担任起了主要募资者的角色,民主党的收支状况仍然是入不敷出,党内陷入巨大的资金恐慌。此外,他还试图改革民主党的资金来源向完全依靠互联网和小额募捐的方向靠拢,虽然其改革很快就被后来者所打破。置奥巴马的党建活动于历史比较中意义将更为深刻,而克林顿的党建活动则是能作为参照的佳例:由于奥巴马和克林顿都在任上经历了相似的优势递减、经济困难、政治极化、政府关门等一系列挑战,且都在党建方面有所行动并具有两任完整任期,因而他们的党建成果具有可比性。通过进一步系统对比二人的党建实践,我们发现高尔文的预测并不完全正确。具体而言,尽管二人在募资方面有相同处,但是二人选择的党建模式迥异:克林顿着眼于在民主党已有的结构和功能基础上通过补齐基层党建等短板“改进”现有党组织;而奥巴马却试图抛开已有政党框架,另建以自身为依托的政治工具,通过将民主党“改造”成一个更加以总统为核心的“奥巴马党”来提升个人声望,随之带动民主党认同扩大。与高尔文给出的动因不同,本文认为奥巴马之所以敢于“改造”民主党主要在于他高估了其总统胜选所造成政治影响力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将自己的当选视为一场超越政党对立的“划时代”政治运动。出于对自身超党派身份政治魅力的高度自信,奥巴马坚信,比之传统的完善政党组织功能的党建思路,借由专门组织推动自身所倡议题以提升个人声望进而扩大党派影响力的路径必将更有利于民主党获得政治优势。正因如此,奥巴马才不惮绕开现有州内党组织,选择将“为美国动起来”作为置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之外的独立组织,并在财政上予以大力倾斜,以尽力争取独立选民和温和共和党人。然而事与愿违,新建组织造成了始料未及的党派分裂,严重伤害了民主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这也部分导致了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的接连受挫。将政党权力过于集中于总统手中反而使自己常常陷于与国会的纷争之中,经历过这一挫折后的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内改变了策略,将国会阵地主要留给民主党领袖,并以一个政党建设者的身份加快技术革新并削减债务。总的来看,奥巴马的民主党建设有其特定环境因素和个人色彩,其党建举措也较为独特,为后继者开展党建提供了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