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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丹家赵避尘(1860-1942)，在其著作《卫生生理学明指》和《性命法诀明指》(均于1933年出版)中，第一次大量引入西方人体知识汇通内丹人体观。内丹人体观较为特殊，是中国传统人体观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内丹与西方人体观的交流，有利于更全面深入理解中西方人体观的对话。本文以赵避尘的著作为案例，研究内丹家如何用西方人体知识汇通内丹人体观。本文的研究是在考察赵避尘师承、著作和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展开。 本文考察的一个问题是：赵避尘选取了哪些时段的哪些西方人体知识与内丹汇通，为什么要这样选取?根据医学名词在不同时代的翻译差别，并将赵氏著作文句与西方入华译著原文相比对，发现赵氏在20世纪早期出版的著作，既用到当时时兴的西医知识，又广涉19世纪中晚期、甲午战争前传教士译著中的西方人体知识；他尤其大量参考并摘录了合信的《全体新论》。这种现象，可经由考察传教士身份特点、译著特点和内丹神识论特点得到解释。例如，传教士在译著中先用包括“元神”在内的中国本土词汇来汇通基督教之“灵魂”，则视“元神”为理论基石的内丹家自然容易被汇通元神的译著吸引。而20世纪后新出的西方人体学著作一般不复出现灵魂和元神部分。此外，考察合信《全体新论》等著作的影响力，发现影响深远，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被中西汇通医家宣扬，这些也是赵氏青睐合信著作的原因。 本文还考察：赵避尘如何用西方心、脑知识和血管、神经知识，来改造传统内丹神识论和经络气穴论?他用西方脑知识中的功能分区论，汇通内丹神识论中识神和元神的性质，将内丹史上“脑主元神，心主识神”模式，改为了脑既主元神、也与识神密切相关。他用实体性的血管、神经等管道汇通内丹经络关窍炁穴，将传统内丹“机发则成窍”的关窍经络，改为实体的“生命之管窍”。他接受了西方心血运动论。他认为经络包括了某些血管，血管中行血，管外行气。偶尔也说有的血管既行气，又行血。他认为脑炁筋(神经)也属于经络范围，元神通过脑炁筋滋养调控全身。从神经方面的这种汇通，解决了主体精神和经络如何互相感应这一内丹特殊问题。 再考察：赵避尘的汇通，与传教士、医家之中西汇通有何关系?在元神和灵魂的汇通上，赵避尘与一些传教士都误认为元神即灵魂，是因为他们都未了解对方知识的内涵，只从字面意义汇通。在汇通医家中，王宏翰也不加辨别吸收了传教士对灵魂和元神的汇通。张锡纯可称传统内丹神识论的继承者，而赵避尘将神都归于脑的做法说明他是内丹的改革家。在血管与经络的关系方面，赵避尘有可能参考了汇通医家唐宗海之说。但他们最大差异，在于对血脉外的气(炁)所行通道的认识不同。赵避尘将神经(脑炁筋)作为行先天炁的通道。而唐宗海认为脉管外三焦油膜就是“卫行脉外”的通道。明确地将经络的一部分解释为神经，认为神经中有元神以“炁”的形式流动，是赵避尘的经络论区别于很多汇通医家的一大特点，体现了内丹理论的特点。当然，赵氏关于脉动是气动的观点，可能来自王清任及将王氏与西医相汇通的医家。 最后，本文发现一些经赵避尘汇通后的人体知识，与传统内丹的根本信念相违背，并从内丹认识论角度探索表面矛盾背后的深刻根源。由上述汇通带来的种种矛盾，最后都集中体现在人体图--人体知识的直观展现上。深入全面考察传统内丹人体图特点后总结出：赵氏师徒接受西方解剖学理念，极力创造写实、精确的“西化”内丹图，而传统丹图却故意用抽象、象征手法来排斥写实性与精确性。本文研究认为，传统的内丹眼学说、神识论和精炁论等，共同构建了一种特殊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将解剖作图法与识神(假我)和视觉目欲相连，彻底反思了视觉感官认识人体的可靠性；反之，该理论又将传统内丹图与元神(真我)和身体感受相连，坚称可以发展出另一种体认“真知”的途径。正是这种认识论，带来了新、旧内丹图的矛盾，也造成了内丹方法与西方解剖方法通约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