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巫风与《史记》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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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命运多舛,自问世之后鲜有流传,汉末广为传播而毁誉并存。赞者称其实录,毁者目为谤书,均着眼于历史记载应有的现实与政治意义,而其文学意义却鲜有论及。司马迁被后世论者与司马相如并提,所撰《史记》以其杰出的个性化写作获得两汉雄文的赞誉,表现出历史与文学的融通。《史记》研究从历史和文学两方面开掘,构成“史记学”的两条主线。顺着这两条主线,衍生出庞杂的研究内容。借助纷纭复杂的史事,时代风貌在史家笔下得以显现。世风与文学的交互作用,使得《史记》书写具有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个性特征。汉初承春秋战国余绪,巫风弥漫。司马迁生当此际,如实地记录了林林总总的巫术活动,展示出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社会各层对巫术的广泛接受。如此炽烈的巫风在《史记》中打上了鲜明的印记,深刻影响了司马迁的历史写作。其要有四:一为相人信仰与人物塑形,二为五行描写与时人认同,三为流行禁忌的接受情况,四为预言叙事的双重意义。相术萌芽甚早,包括相人与相物。相人术因为与历史人物密切相关,为《史记》采择。汉初对人物外貌的重视扩大了相人术的生长空间,同时,民众的崇信也助长了相士的活跃程度。相术记载将相士连带提出,对《史记》人物的表现范围有所拓展。尽管如此,《史记》中的相士带有明显的依附性质,他们多因与布衣将相的交往而出现,所占篇幅极为有限。特殊相士如帝王的相人活动,丰富了人物内涵。利用相术判语以作预叙,成为《史记》常用的叙事方式。五行本出于对万物归类的需要而进行的概括,逐渐演变成德命理论。邹衍五德终始说最终为秦始皇采纳,后者以秦为水德,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汉袭秦制,德命理论在其制度建构中也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不仅如此,五行也侵入日常生活。流行于华夏腹地的五行理论被汉帝国北疆邻国匈奴关注并接受,将其应用于军事领域。困辱高帝的白登之围支配了汉初对匈奴缺少强硬的国家方略,而《史记》对匈奴兵马的奇特布局的记录反映出五行理论泛滥下汉人的历史记忆。禁忌是消极行为的内容,其设立目的在于免灾,往往约定俗成,长期稳定,但也会随着时代推移发生变化。司马迁历史阐释的基础原则是天道因果观念,西周以来形成的道德性天命被他注入伦理成分。《史记》所录禁忌种种多能以天道因果进行统摄,例外多为新出禁忌。其中“齐不宜王”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马肝有毒”则属于以讹传讹。在考察禁忌误读方面,司马迁旁见侧出笔法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功效。预言多验是促成《史记》神秘风格的重要成分,大量的预言记载有着历史与文学的双重意义。由历史意义而言,预言可以用来进行人物系年,辨正文字讹误;由文学意义而言,预言有验的叙事模式,便于整合众多的史事,形成行文的整体感觉。对预言经常能够实现的叙述影响了读者的心理期待,明显的例子是《史记》三注家对同一预言的几乎一致的解释倾向,他们企图使预言精准实现的解释行为有时不免牵强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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