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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地方主义的盛行与中央政府的乏力成了当时国家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这一时期，很多地方、省区向中央政府呈现出了离心的倾向，当然民族、宗教都十分复杂的康藏地区也不例外。因此，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康藏纠纷也无不鲜明地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当时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一个缩影。
1912年，为了应对康藏地区出现的危局，成立伊始的民国政府通过“剿”、“抚”双管齐下的积极措施设法挽回和补救晚清中央政府在康藏政策上的一系列失误。总的来说，这种恩威并济的做法在内忧外患甚烈的情况下均没有达到很理想的效果。伴随着在“康藏问题”上的暗争，革命情绪高涨的川、滇实力派以军事为先的主张最终受制于民国中央政府的内政外交而中止。而试图在康、藏界分与西藏地位问题上争取更大行动空间的西藏地方政府也因为中央政府拒签西姆拉条约而未能如愿，这意味着噶厦政府所进行的历时多年的针对清朝的一系列活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西姆拉会议极大地改变了康藏边疆的形势，成了康藏关系的一个分水岭。此后，康、藏交界一带由缓冲状态变成了毗邻军阀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直接的军事对峙。
1916年袁世凯死后，内地社会进入了军阀割据时代。互为防区的军事割据、频繁不止的驻军变乱、康藏边警的一日三惊和有增无减的社会混乱，成了北洋军阀时期康藏边疆地区形势的主要特点。在这一时期，西藏方面乘川、边军阀之间的龃龉，利用优势军力初步实现了西姆拉会议上的划界目标。随着西藏地方政府在军事上的胜利，英国方面再次敦促中国解决西姆拉会议上的康、藏界务悬案，导致了藏案重开。围绕着藏案议题，帝国主义之间、毗邻藏区的地方军事集团与中央政府之间为着各自的利益在藏案会谈中互为利用，各取所需。各方利益角逐的结果是，虚弱的民国中央政府在面对英国方面的强大外交攻势下成功地实施了拖延战术，最终使西姆拉会议文件成为一纸空文。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意味着中国从军阀割据时期极度的分裂状态重新走向了相对的统一。在这一时期，国家力量的增强和康藏边疆地方政治格局演变的结果使得这一地区的形势呈现出较以往更为纷繁变化的图景。康、青、藏战事；康巴本土精英的政治诉求；班禅返藏；西康省制化进程以及红军长征等诸多事件在康藏边疆地区发生。在此过程中，国民政府中央、川、康、青、藏等地方实力派在康藏边地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权力角逐，使得1930年代的康藏边疆地区始终交织着各种势力复杂而歧异的利益取向。
本文在对1912-1939年间发生在康藏边疆地区的一系列大小战事进行详细刻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民国中央政府、西南军阀、康区本土精英及西藏地方政府在康藏边地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权力互动，希望藉此揭示这些不同层面上的政治力量在边疆战争议题上的不同态度与立场，以及由这些战争议题给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西南边疆政权建设、康藏关系与西南边疆格局所带来的意涵。
就民国中央政府来说，维持统一和加强对全国的控制是其本质上的需要。具体就处理“康藏问题”的行动来看，中央政府在始终坚持政治解决为先、完善对藏法规和施政纲领的同时，也积极通过加强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控制，以取得解决“康藏问题”的战略依托。但是，就当时康藏边疆政治的实施效果来看，由于边疆割据状态的存在、国际势力的干涉、内部社会的动乱不己等诸多现实因素的掣肘，使得民国中央政府在康藏间一切问题上仍无暇作通盘的解决，加上本身在政策施行上存在的一些不合理性，以至于很多边政措施也难以真正实施到位。
从边疆政治的角度来看，“康藏问题”在根本上可归结为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控制问题。然而，与民国中央政府在康藏边疆地区所面临的尴尬境况不同的是，由于在对待康藏问题上所处的立场与利益不同，川、康、滇、青等这些割据西南地方的政治上老练、手段丰富的拥兵自卫者在实际的对藏行动上往往表现出与中央政府相异的诉求。对于地方实力派而言，如何在康藏纠纷中向中央获取更多的军事与政治资源以巩固各自的势力范围是第一要务。其惯用的手法是以各自之区域利益为依归，利用边疆大员的特殊地位和“康臧问题”的敏感性，频频打出“西藏牌”，以作为与中央政权周旋和讨价还价的筹码，并在康藏纠纷中显示出了很高的自主权，成了维持康藏地区稳定与否的关键性因素，并左右着康、藏界线的消长。
就康区地方势力在康藏纠纷中的态度来看，依违于汉、藏之间的喇嘛、土司及康南土头等势力很难用一种明确而单一的政治目标来界定，在对待西藏地方政府和康区政府的态度上，形成了不同层面的互动。与上述这三股暧昧不明的政治势力不同的是，旅居内地并被纳入到国民政府边政计划之中的康巴精英往往扮演着康藏民众的代表和中央政府在康藏地区代言人的双重角色，并在1930年代康藏纠纷的大背景下，积极地在该地区倡导“康人治康”，表现出了对西藏现行政教体制的不满和改良康区政治的良好愿望。
基于对康藏边政的整体权衡，国民政府对康巴精英在康行动的支持往往只停留在对自己“有利”的范围内，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康巴精英心目中理想制度的实现。而且，国民政府试图借助康巴精英倡导的“康人治康”来加强自己在西南边疆的政治影响力，也不可避免地与川康军阀产生了权力上的纠葛与争夺。同时，西藏方面对于那些与自己政治主张相左的康巴人对康藏事务的介入也产生强烈的担忧与抵制，为此频频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这使得本来就已危机四伏的康藏局势更显紧张，从而对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改善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就西藏地方政府来看，康藏地区是关系到其政教权力扩张的重要区域。在北洋政府拒签西姆拉文件后，西藏地方政府为应对康、藏交界地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冲突局面，不得不在康藏边界时刻维持着一支足够数量的军队。同时，为了避免西藏内部社会与政局的波动，西藏方面也在设法维持康藏界线的变动与西藏政教安全之间两难的平衡。但是，西藏地方却始终未能解决康青藏边界防御所需要的扩军与宗教集团之间的冲突，而且昌都总管府的设立非但没有给康西地区带来良好的秩序，相反，“同文同种”的康区僧俗民众对待西藏地方政府的模棱两可甚至揭竿而起的态度和行动，也成了其在康区军事防卫的一个重要障碍。此外，本来是出于西藏自强而推行的新政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导致了噶厦政府极不愿看到的一个结果——班禅出走内地。班禅出走内地后，被随后几年建立起来的国民政府纳入到了其边疆政治的实践之中，并由此与同一时期在康藏地区积极执行国民党中央旨意的康巴政治精英形成了互动，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对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亲英派的离心行为构成了强有力的威慑。
事实表明，从一开始西藏地方社会与政教体系内部不可避免的矛盾就注定了它难以维持与川康地方及中央政府的长期对峙。而且，纵观1912-1939年的西藏社会，西藏地方非但没有从其权且所“依恃”的英国那里获得任何真正的益处，得到的反而是政局的动荡、统治阶级内部倾轧的加剧、社会经济的恶化以及与川、康、青等地方军阀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些灾难性的后果使得西藏地方政府日益认识到与中央政府改善关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也成了长达20多年的康藏纠纷最终得以缓和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