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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我国1978-2003年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变迁为研究对象，试图从政策过程分析的视角，归纳和分析中央教育主管部门（决策者）实施研究生教育制度变迁的基本方式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并尝试以此为基础提出我国教育制度变迁方式选择的解释和预测框架。 论文围绕“决策者以何种方式以及为何以此种方式变革研究生教育制度”的中心问题，在综合分析相关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重点从决策者“怕乱”的心理现象入手提出研究的基本假设:决策情境与决策者属性是教育制度变迁的双重约束条件。 在分析框架上，本文综合运用了加勒特.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埃莉诺.奥斯特洛姆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以及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等相关制度分析理论，并在IAD框架基础上建立了名为“公地困境-理性决策者”的制度变迁方式约束条件分析框架。 本文是一个以理论发展为导向的经验研究，采取在系统的政策文本梳理基础上对部分重点政策进行案例研究的方法。研究通过文献查阅、访谈、问卷等方法收集资料，资料范围涉及1978-2003年相关政策文本、27位访谈对象的录音资料、56所大学研究生院（部、处）负责人的问卷分析结果以及若干理论研究文献。 研究的主要结论为:(1)决策情境中政策目标群体机会主义行为及其悲剧性后果的不确定性，与决策者以质量-秩序取向为主导的政策价值以及有限的信息处理和监控能力等基本属性，共同构成了决策者选择制度变迁方式的双重约束条件。其中，机会主义行为的诱发因素包括制度环境、资源属性、共同体文化及发展不平衡等决策情境结构，这些情境结构可以抽象为“公地困境”。(2)为了避免研究生教育发生“公地悲剧”，决策者采取了以秩序为导向的有限行为策略，包括旨在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策略空间的渐进决策和自治规则的外部供给、精英扩散式的“选择性激励”以及政策过程的多元监控等，这些策略导致了教育制度变迁的渐进模式。 在理论意义层面，论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对教育政策理论研究有所拓展:(1)将作为制度变迁方式约束条件的决策情境抽象为一种“公地困境”，并以在IAD框架基础上建立的“公地困境-理性决策者”框架对其进行分析，这对渐进政策变迁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2)以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机制为基础，从试点推广的政策过程中归纳出了精英扩散式的“选择性激励”机制。在实际应用层面，本文所建立的“公地困境-理性决策者”框架可能有助于人们提高对制度变革艰巨性的认识，并期待该框架对预测今后制度变迁方式的选择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