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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社会的全球化,我们大踏步地迈进了翻译的时代。今天,翻译作品越来越多,翻译的速度越来越快,语言的种类越来多,这些无疑都证明了翻译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的重要性。翻译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研究领域,翻译引起了大量的辩论,围绕着它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不同的翻译理论也随即产生,其中有一些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另外一些昙花一现。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成为国际政治问题的讨论焦点,人们也越来越对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因此,“文化”也成为翻译领域最炙手可热的一个词语。近20年来,在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两种重要的趋势。第一种是翻译理论具有一种文化标志性；第二种是文化主导的翻译研究比语言主导的翻译研究更具意义。第二种趋势也被命名为“文化转向”。在这一背景下,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应运而生。“改写”理论在翻译研究领域引起巨大的反响。根据作者所指,“改写”泛指对文学原作进行的翻译、改写、编选、批评和编辑等各种加工和调整的过程。其中翻译是改写的最重要的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影响翻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将运用这一“改写”理论来比较小说《情人》的三个不同的中文译本,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明一些翻译的问题。在中国,杜拉斯的翻译作品层出不穷,尽管对于作家本人及其作品的研究不计其数,但是杜拉斯并没有过气。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玛格丽特·杜拉斯以一种情爱和内心描写的写作方式,影响着并将继续影响着一代一代的中国读者和作家。她的小说《情人》在1984年获得龚古尔文学奖,这使得她的名气在中国更加的响亮。至今为止,一共有9个作家翻译过此书,15个版本。值此玛格丽特·杜拉斯研究的第三次高峰期,论文作者借助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对其中三个翻译版本进行比较研究。这三个翻译版本分别是颜保的(1985年)、王道乾的(2004年)和孙建军的(2007年)。论文作者试图从翻译内容的省略、连词的增加、专有名词的直译和意译、注释的不同等翻译策略的比较研究以此找出影响作者的翻译策略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大部分的学者或学生借助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来解释当翻译者们面对同一部原作,不同的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是影响他们选择翻译策略的主要原因。而以小说《情人》为例,到1985年它的第一译本才出现在中国的市场上。而从1985年至今,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变,换句话说,依据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如果各版本出现的意识形态相同,那么它便不是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在“改写”理论中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因素在这样的翻译作品的分析中并不是主要因素。然而,在对意识形态的研究过程中,论文作者发现它是文学作品重译的原因。它有利于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需要文学作品的重译。而对于小说《情人》来说,诗学和赞助人是其译者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的主要原因。因此,评价一部译作(好或不好),尽管“忠实”的标准很重要,但是我们不得不考虑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