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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作为德国艺术童话与中国志怪小说的显著特征贯穿了两种跨异质文明文学体裁的发展过程。德国艺术童话在浪漫主义时期得到极大的繁荣和发展，E.T.A.霍夫曼的艺术童话作为浪漫主义时期的佳作对后世文学乃至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志怪小说经历了六朝志怪和唐传奇的影响，至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在叙事结构和表现手法上都突破了前人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自歌德首次提出世界文学的观念后，比较文学浪潮日益席卷全球。二十世纪初，在德国已有简略涉及霍夫曼与蒲松龄作品的比较，尤其是黑塞曾以变形人物为特征将霍夫曼艺术童话与蒲松龄《聊斋志异》相比较，说明两位作家的共同之处在于描绘了在大白天活动的鬼怪们，从而鲜明地标示出其所具有的共同艺术特征:“幻”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变形”的艺术表现形式。虽然他们在比较文学领域已有初步的研究成果，但本文试图将他们重新纳入比较文学的视域，以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的模子寻根法，从人物刻画、叙事情节、艺术风貌和主题刻画方面做以比较，彰显他们共通性的同时，突出文学现象背后所隐意的不同文化特征。 本文分四个章节。在第一章人物刻画比较论中，详细分析了霍夫曼与蒲松龄作品中典型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及外在形象的刻画，探究了其文化历史根源在于共同的对现实生活的模仿和中西文艺美学中对外在形式的不同美学要求，即肖像式描绘和动中求真。在第二章故事情节安排的分析中，论证了霍夫曼艺术童话中故事情节的主线为枝蔓丛生而错综复杂的叙事结构，故事呈现了敞开的起始和结局，并且内隐着二元对立的哲学观念。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情节主线单一，在回转曲折之中化解了故事中的所有矛盾，暗含着两级共构的哲学观念。这样的叙事结构体现着不同民族的文化思想。霍夫曼在面对德国当时的社会发展试图全面认识这个混乱的世界，表现了人类理想与社会发展的背道而驰，与不可调和。蒲松龄秉承中国传统文艺美学中“文以载道”的美学宗旨，在善与恶的交锋中，评说是非曲直，以警戒后人。在第三章艺术风貌比较中，详细论证了霍夫曼和蒲松龄共同体现的怪诞和反讽的艺术表现风格。在其文化特征的探源中发现，霍夫曼受同时代美学思想的影响，体现出幻想、滑稽、丑等艺术表现特征，是对畸形世界发展的批判。反讽正是在这样的一种世界发展情势下，艺术家对主体、对社会、对世界发展乃至艺术作品本身的全面反省和认识。在中国文艺理论中还没有对怪诞和反讽做系统详尽的梳理，但在古老的文艺作品中却不乏怪诞和反讽式的艺术表现。蒲松龄的作品之所以表现出了丰富的怪诞和反讽的特征是对中国古典艺术表现的传承。在第四章主题刻画方面，霍夫曼与蒲松龄的作品中描写了共同的爱情、社会批判和教育主题。其成因是他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同样经历了各自生活的困顿和表现了对理想的渴求。在文网森严的社会中借幻想和变形抒发个人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