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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作为中国诗歌的经典，意境深邃，语言精练，音韵优美，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一朵奇葩。唐诗英译的工作由英美人士开始与于20世纪初，国内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才真正展开对唐诗英译的系统性研究。在此期间，中国唐诗出现了众多译本，这些译本彼此差异较大，各具特色，具有分析比较的价值。
功能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行为，而不仅仅是对语符进行解码和编码。其核心理论“目的论”提出，译者的根本任务是实现译文的预期目的，而译文的接受者是决定这个目的主要因素。译者有权根据译文目的对源语文本进行处理，选择重现源语文本的部分或全部信息，并采用可以达到译文目的的任何翻译策略。在功能翻译视角下，评价一篇译文的优劣，并非只是看它对源文的等值或等效程度，而是看它相对于翻译目的的“适宜性”，即是否有助于在异语情境中实现译文文本的预期目的。
本文分析了唐诗的特点。唐诗外形多呈方阵，形式有整齐美；汉字是表意文字，常常形意结合，有视觉美；节奏由平仄构成，两三字一顿，句尾押韵，格律诗更有其严谨的韵律和节奏规则，有音韵美；内容高度凝练，意象丰富，有意义与意境美，常引用典故，民间传说，民俗风情，言有尽而意无穷。唐诗音义俱重，其形式为表现情趣所必须，形式与内容不可剥离。唐诗的特点也构成了翻译的难点，由于语言系统的差异，唐诗的音韵和外形很难在英诗中再现，文化差异决定内容上也很难达到对等，要做到译文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更是难上加难。
通过对不同唐诗英译本的比较分析，本文发现译者在翻译中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方法多样。有的译本内容、形式并重，有的偏重内容的表达。在翻译策略上也有不同，在形式的选择上有自由诗、格律诗和散文体之别；对于韵律的传达有的采用传统英诗格律，有的自创新韵律；在内容的传达上有直译、意译、仿译之分，还有的侧重于重现意象或其他方面。经过分析，这些译者对于译文的目的和译文读者有预先的设想，而他们不同的翻译目的直接决定了翻译的侧重点与翻译策略选择的差异，最终形成不同的译本。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亚瑟·韦力(Arthur Waley)和许渊冲在古典诗歌的英译研究中有杰出贡献，译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以功能翻译理论中的目的论为立论基础，选取三位学者对李白诗歌《长干行》的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从分析译者的翻译纲要入手，明确他们不同的翻译目的及决定这些翻译目的的因素，然后以不同译者的目的作为评价译文的标准，分析在目的指导下的译诗策略的选择，探讨这些策略如何实现译文的预期目的。
研究发现，庞德以反抗腐朽的维多利亚浪漫主义遗风，实现美国诗歌的现代化与民族化为根本目的，力图实现诗歌在抒情方式，音韵和语言上的创新。他的翻译追求情感的对等，注重意象的表达，采用了自由诗，绝对节奏与阐释翻译的方法。韦力的译诗目的是让原本不读诗的读者欣赏诗歌，因而在翻译中注重内容的选择与表达，力图展现唐诗的原貌，采用直译的手法表现唐诗的特点，重现诗味。许渊冲以实现文化交流，繁荣世界文化作为根本目标，他致力于在译诗中实现“形似、音似、意似”，传达中国古诗的“音美、意美、形美”，从而实现“知之、好之、乐之”，在翻译中注重形式与内容的统一，采用创译的手法。
最后，本文对三个译本进行综合评述。三个译本所用的翻译策略差异较大，但都实现了各自译本的预期目的，被读者接受，因而是成功的译本。但是成功的译本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庞德的译文实现了抒情方式、语言及音韵的创新，但是在翻译中创造过多，更像是自己创作的新作品。韦力力求忠实展现原文，一味采用直译策略，在诗味的传达上有所缺失。许渊冲的译文要实现“三美”，但对“音美”的追求使其在意义的表达上有所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