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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灾是瘟疫流行所致的灾害,自始至终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明清(1368-1911年)江南地区有记载的疫灾年份204个,疫灾频度为37.50%。其疫灾多发生于夏、秋两季,春、冬季节较少发生。整个明清,江南疫灾频度呈明显周期性波动上升趋势,疫灾频度趋势线显示“侧W”型并呈现2个近似的涨落周期,除14世纪上半叶上承元代疫灾周期和20世纪初下启民国疫灾周期外,其余基本可以划分为2个大的波长约250年的波动周期：第一波,15世纪初-17世纪中叶；第二波,17世纪中叶-20世纪初。江南疫灾主要发生在苏南地区,浙北地区疫灾相对较少,且疫灾多与内乱外患、水旱灾害有关。明朝重灾区分布沿乌程、归安-吴县、长洲-嘉定一线,清朝重灾区较明代而言有明显扩大趋势,江宁、上元、吴县、嘉定、宝山、上海、川沙厅、南汇、奉贤、娄县、华亭、青浦、嘉善、钱塘、仁和等地皆是重灾区,整个明清疫灾重心有向东迁移的趋势。就致灾率而言,太湖流域地区是明朝高致灾率密集区,上海和嘉定地区是清朝高致灾率密集区,杭州府中部地区一直是低致灾率聚集区,这种疫灾热点和冷点地区的变化特征与疫灾多发地区的变迁有较大关联。在疫病分布上,明清疫灾流行的致灾疫病,据史料明确记载,主要有天花、疟疾、鼠疫、羊毛瘟、痢疾、流感、麻疹、喉症、霍乱、红痧症等10余种类型。明清江南地区明确记载有具体疫病流行的年份64个,累计危及240个县域,波及范围161792.02km2。在气候变迁上,明清江南地区十年疫灾指数与十年寒冬指数成反比,世纪的平均冬温指数与疫灾频度显著负相关,说明气候越寒冷,江南地区越容易诱发疫灾。在社会动乱上,明清江南地区致疫的社会动乱问题都是战争,明确记载有战争诱发疫灾发生的年份4个,波及49个县域,危及范围35737.18km2。在自然灾害上,明清江南地区致疫的自然灾害主要有地质灾害、水文灾害、气象灾害、生物灾害4大类,地震、风暴潮、海啸、洪灾、雨灾、旱灾、雪灾、风灾、高温、蝗灾、鼠灾、霜冻、蠓灾等13亚类。明清江南地区明确记载有自然灾害诱发疫灾发生的年份95个,致疫波及县域559个,危及范围527908.67km2。在经济环境上,明清江南地区疫灾流行频度高于他地并成为全国的疫灾中心主要是由于该地拥有全国最高的经济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具体到区域内部疫灾流行的空间差异显然也与人口密度、人口流动性差异密切相关。在“边界性”与“地方性”上,疫源地的环境特征归结为明清江南地区气候、区位、地形等自然因素以及交通、经济、人口等社会因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激发机制归结为江南地区本身地理条件的潜在激发以及水旱等灾害的直接刺激；抑制机制归结为气候的变化以及地势的阻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