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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包产到户是作为补救农业合作化工作失误而出现的。这一制度的基本内涵是指承包土地的农户完成任务后,包产部分上缴生产队统一分配,再由生产队按原定指标拨付生产费用和工分。此时的农户仅是一般的生产单位,还不是事实上的经营主体。但是,相对于高度集中的统一经营与统一分配而言,这种制度安排让渡给农民一定的经营自主权与收益权,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供了些许空间。然而,包产到户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却经历了不断的浮沉变迁。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改变、变革、改进等,制度变迁过程实质上是制度的替代、转换的过程,其中包含制度的创立、变更及随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制度变迁也可以视为现有制度(起点模式)转变为另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目标模式)或是目标模式对起点模式的替代等,从制度变迁的定义中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影响制度变迁的关键因素是人,制度的设计虽然不能脱离客观的环境,但毕竟是人为的选择,人的有限理性和行为偏好可以深深地影响制度的形成与改变。基于此,农民、地方干部、中央决策层是本文对包产到户变迁进行考察的三个最基本的维度。对这三个考察维度的设置,来自于我对农业制度选择与运行主体的主客观理解,这种理解告诉我,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发生、发展和变迁正是在这三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展开的,任何一种变量都不完全具有独立影响包产到户制度变迁的能力,而它们之间的实际关系如何,经历了怎样的一个互动过程,它们又是如何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决定了包产到户命运与走向的,则是我要在论文中探讨、阐释和提炼的主题。总之,通过这一“三层互动式”的研究视角,旨在为丰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包产到户变迁的图像提供一个审视案例的同时,也表达自己对这一历程的些许理解。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回顾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缘起与变迁的历史。历史有其不可忽视的参照性,为了深入地剖析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中找出其利弊得失,进而挖掘出包产到户产生的缘由,本章首先对传统的农业生产互助、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及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所主导互<WP=6>助合作的价值关怀及其嬗变进行仔细的梳理与对照。通过梳理与对照发觉农业合作化后,互助合作落基于一种矛盾的情境中: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既不是刚刚加入互助组或初级社的多数社员的要求,也不是农业生产的急需,有此要求的仅仅是少数社员。而决策领导按照自己的逻辑思维,将本应当通过渐进过程由发展生产来解决的历史任务,用短促突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农民,既不自愿也没有动力参与这一运动。这样所建立起来的高级社,要加以整顿和巩固当然是很难的。特别是囿于监督成本太高,集体经营管理始终无法有效地克服出工不出力、搭便车等问题。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另觅蹊径。因此,包产到户作为补救合作化运动中某些失误而产生。包产到户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断地浮沉变迁,其历史轨迹是:1956～1957年包产到户的兴起与衰落;1959年包产到户的兴起与衰落;1961～1962年包产到户的兴起与衰落;然而,伴随着这一进程的是包产到户始终暗流不断。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从农民、地方干部、中央决策曾三个方面,探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包产到户变迁的原因。第二章着重分析农民的选择及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包产到户数落数起,暗流不断。在这一变迁进程中,其内在动因是农民的选择与推动。那么,在众多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中,农民为何对包产到户情有独钟?一、从理论上分析,包产到户以其制度机理及客观适应性符合当时农业生产的要求。首先,包产到户通过联产、承包将劳动的数量与质量有机地统一起来,克服了包工责任制的弊端。其次,包产到户以农户为承包单位,有利于扩大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及发挥小规模经营的长处,进而可以克服集体经济管理过分集中、缺乏自主性的弊端。再次,包产到户有统有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既能调动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又能发挥集体统一管理的优越性。最后,包产到户适应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生产的客观环境。二、从经济角度分析,农民选择包产到户的直接原因是其产生的绩效满足了农民的需求。首先,包产到户使农民获得了切实的利益。具体体现在: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农民的口粮不断增加,有了生存的保障;家庭副业有了发展,农民增加<WP=7>了口粮外的收益份额,相应地提高了生活水平。其次,包产到户克服了集体经济中久治不愈的顽症。因诸种顽症的消除,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倍增,相应地大大拓展了其获利的空间。三、从社会心理层面分析,包产到户在农业集体经营的“铁幕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某种程度上使农民久已扭曲的社会心理得以复原,使淤积在其心头的压力得以释放,起到了类似社会“调试剂”与“减压器”的作用。其一,包产到户调整了合作化后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民非本原的社会心理。其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包产到户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乡村经济领域的一场变革,其携带了若干对乡村政治和社会领域冲击的因子。这一制度在使农民得到物质收益的同时,也使他们获取了某种程度的身心“自由”。第三章侧重分析地方干部的价值观、行为取向及影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