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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于恐怖主义论述的逻辑起点是:恐怖主义是一种非对称性的暴力行为方式和政治逻辑，本质上起源于个人、组织和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从根本上来说，恐怖主义反对的不是具体的人，也不是具体的政府，而是一种社会秩序和结构。即使是宗教型技术恐怖主义，这种一向被认为是极端非理性、残暴并有着强烈毁灭倾向的恐怖主义类型，在其政治主张和声明中也或多或少的包含着具体的改变现行社会秩序的要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恐怖主义往往是国际政治领域弱势民族或团体的一些合理、合法的政治要求的“非理性”或暴力表达。 “9·11事件”中，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楼被恐怖分子操纵的波音飞机撞毁。利用本身属于高技术设备的大型民航飞机，撞毁用高技术工艺设计和建造起来的摩天大厦，恐怖分子这样完成了一个轰动事件。随后美国又发生了炭疽菌的传播。今后，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放射性武器、还有黑客武器都是日益令人担忧的恐怖手段。恐怖行动的手段无疑将愈来愈高技术化，可供选择的破坏方法会愈来愈多，造成的结果也会愈来愈恐怖。知识是热核武器。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全球风险社会》中指出:现代世界已经演变成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按照可测算风险的语言进行思考和按照可测算风险的语言采取行动这两者之间已经呈现出巨大差异;在这个世界中，用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同的速度创造出无法测算的不确定性。伴随着过去关于核能问题的决策和当今时代关于基因技术应用、人类基因、纳米技术、计算机科学等问题的决策，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预测、不可控制、不可言传的局面，这种局面将使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面临灭绝的危险。美国总统布什2002年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指出:激进主义与高技术的结合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使用（或威胁使用）最先进武器或技术，造成大量居民伤亡或给国家带来严重经济或生态损失的技术恐怖主义正在成为现实。 本文导论部分集中论述了现代恐怖主义发展的新特点，这些新特点预示了一个新的问题:恐怖主义与高技术的结合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回顾了国内外学术界对恐怖主义研究的主要成果，设计了本文对技术恐怖主义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 第一章从技术时代的来临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兴起入手，阐述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恐怖主义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技术恐怖主义阶段。1995年日本奥姆真理教的地铁毒气事件和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及其接下来的炭蛆病毒邮件事件就是技术恐怖主义阶段来临的标志。本章对技术恐怖主义的现状、涵义和基本特征都做了比较明晰的分析。 第二章、第三章反思恐怖主义为何能发展到技术恐怖主义阶段。第二章阐述技术恐怖主义的政治基础。恐怖主义区别于其他犯罪行为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恐怖主义具有政治目的。布什2002年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激进主义和高技术的结合是我们面临的真正威胁。宗教极端主义、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现代技术恐怖主义的主要政治基础。高技术战争和国际关系的变动，资源争夺矛盾的加剧以及霸权主义的单边主义的盛行，使得宗教成为弱势国家对抗霸权主义的思想旗帜。宗教的政治诉求凸显出来，宗教与技术恐怖主义的密切结合是我们面临的主要威胁。第三章论述了技术恐怖主义的技术支撑（技术基础）。恐怖主义袭击手段的变化与兵器演变的历史是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是恐怖主义袭击手段变迁的决定性因素。以技术为标准，将技术恐怖主义区分为一般技术的技术恐怖主义和高技术的技术恐怖主义。不同的技术恐怖主义有着不同的技术选择，当然，恐怖主义的技术选择毫无疑义地受到国际反恐战略的制约和影响，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这个道理。 第四章军事技术是科学技术成果被恶用的产物，在国家安全、民族利益需要的牵引下，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类的生存面临着毁灭性的危险。能够被恐怖组织借用和寻求并用于攻击和毁灭人类的武器与技术主要有生物技术、化学技术、核武器技术和网络技术。本章对技术恐怖主义的这四种主要的可能形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第五章军事技术是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在恐怖主义发展到越来越具有战争特性的情况下，运用军事实力去反击恐怖主义是当然和最有效的选择。但是高科技反恐战争是否能解决一切问题呢？对此，本章进行了反思。首先回顾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两场高技术反恐战争的过程和主要的战果，然后分析了高科技反恐战争的诉求和困境。 第六章提出技术恐怖主义的消解之道。首先是要适应全球一体化的要求，建立多元互补的国际政治合作安全机制;其次增强国际反恐联盟的实力，辅以高科技安全技术的开发;最后理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确立科技发展的最低限度和最高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在和谐世界理论的倡导下，一定会取得反恐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