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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活动必然要受到某种道德准则或行为规范的伦理约束。一直以来,不论是何种翻译理论,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围绕“该如何翻译”这一满含道德内涵的话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在开展翻译研究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伦理意识将有助于避免误解甚至文化冲突,从而有利于协调不同文化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首次提出了“翻译伦理”这一概念。此后,理论界对翻译伦理的相关探讨和研究逐步经历了从“求同伦理”到“差异伦理”再到“义务论规范伦理”的过渡。但时至今日,翻译伦理的研究仍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大多数理论都主要是围绕译者这一核心主体本身进行的,即对“译者伦理”进行研究。其中,芬兰学者安德鲁·切斯特曼所提出翻译伦理研究的五种模式(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及承诺伦理)对业界的影响颇深。该五种模式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多角度的伦理视角及动态标准,同时也增强了在翻译过程中解决伦理问题的可操作性。然而,几种翻译伦理模式亦存在其相应的局限性,对于每种模式所隐含的价值译者往往并不能同时并重,尤其在文化典籍翻译中,这些翻译伦理模式彼此之间有时会出现矛盾和冲突。因此,译者有必要树立一种多元统一的翻译伦理意识且遵循一条指导性原则,方可摆脱二元对立的束缚,协调诸多价值间的冲突,从而更好地服务于跨文化交流实践。《中庸》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重要典籍,学术界诸多学者已从不同翻译理论视角进行过研究,然而翻译伦理视角下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本研究拟从安德鲁·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观出发,以其五大翻译伦理研究模式为理论框架,以辜鸿铭和理雅各两人的英译本为文本支持,从语言及文化层面上分析和探讨几种模式相互冲突时,译者应该如何宏观协调诸多隐含价值间的微观矛盾与对立。作者发现,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及其冲突与协调在俩英译本中均有充分体现。通过个案分析,作者得出结论：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英译中遵循切斯特曼五大翻译伦理模式尤为重要,为译者遵循指导性原则提供借鉴,从而对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相关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