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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末期正值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受惠于此,日本的对外援助意愿高涨,政府开发援助(ODA)也进入到了快速增长期。另一方面,中国因受长期的小农保守思想制约和极左思潮的控制,外援一度被“妖魔化”。长期的思想禁锢使得中国对外援的看法并不因改革开放而瞬息改变,经历了一个先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再吸收国外资金的渐进阶段。因此,如果将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实施对华经济援助作为因变量的话,自变量并非日本对外援助的意愿或能力,而是中国政府对待外援的态度。关于此,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日本对宝钢的援建过程恰从一个微观层面将上述的宏观背景展现出来了。宝钢是因应上海地区长期缺铁及我国钢铁行业严重落后的现状而筹建的。在当时中国资金、技术均付阙如、形格势禁的情况下,日方积极主动地在技术、资金两方面给予大力援助,不但使宝钢成为当时中日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情念型”主导下中日友好的重要见证,更使我国钢铁行业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被大大缩短了。因此,日本援建宝钢体现出来的“利他”性是显而易见的。国家间的援助活动,总是以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即“利己”性因素是对外援助的前提。日本积极援建宝钢,从政治层面而言是支持中国实行现代化建设的标志。日方认为中国的稳定与发展有利于亚洲的和平与繁荣,从而也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安定的周边环境,因而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这种“利己”性从经济层面来看,即表现在新日铁负责人通过援建宝钢一方面为自身创造大量经济利润,另一方面为防止宝钢成为其竞争对手,在技术转让方面留有余地。经济层面的“利己”性因素为当时处于“蜜月期”的中日关系横添了一丝杂音,但瑕不掩瑜,从宝钢建成后大大缩短了中国钢铁行业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这一点来看,中方对日方的援建给予很高的评价,并表达谢意。从这个意义而言,日本积极援建宝钢从过程看是“互利”的,从结果看实现了“双赢”。最后需要提及的有两点:首先,日本援建宝钢原本与日元贷款无涉,是日本政府在中方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背景下,将第一批日元贷款的后两个项目转为“商品贷款”,才使得宝钢一期工程得以续建。因而宝钢案例属于日元贷款中的特例,并没有进行正常的日元贷款申请流程,是日本政府“政治决断”的结果,也是“情念型”主导下日本政府为推进中日友好的善意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