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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通过对中国革命历史小说及其在1950、1960年代和近年来两次规模化的影像化改编活动的比照研究，以文学文本作为参照，来考察两次改编的差异，进而探析革命话语的变迁轨迹以及促成这种变迁的复杂原因。论文紧紧围绕“神圣”(“圣”)和“凡俗”(“凡”)两个维度的变化，以现代性问题贯穿全文，借助于“宏大叙事”、“日常生活”、“革命伦理”、“个体情性”、“人性”、“感性”、“革命理性”、“卡里斯马”、“身体”、“欲望”等等诸多术语，并运用艺术生产、意识形态批评、阐释学、叙事学、历史批评、知识谱系学、场论等相关理论和观点，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阐析。 “现代性”已经成为中国近百年来的一个元话语，与之相关，“现代性焦虑”作为中国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民，也已经积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左右着这个民族的生存状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延续着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模式，革命现代性在根本上制导着主导意识形态的运作。在此语境下，以革命书写为己任的革命历史小说关注的主要是阶级、人民、国家、民族等巨型符码，个体的人往往被裹挟进这种宏大叙事的滚滚洪流而化为抽象的符号，而非存在意义上的鲜活个体生命及富有质感的生命本然。尽管如此，革命历史小说在对革命进行神圣化书写时依然难能可贵地为凡俗生活及个体凡俗生命因素留下了一定的展现空间。而在1950、1960年代这些小说被改编摄制为电影时，基于意识形态的再生产，都受到了“洁化”处理，小说中那些与神圣革命相异的凡俗成分都被尽可能地弱化或清除，致使这些电影的意识形态浓度更高，但是也因此而更远离现实生活。近几年来，当这些革命历史小说被改编制作为电视剧时，文本中原有的那些凡俗成分却被充分挖掘出来并予以渲染，另外，大量的无中生有的凡俗因素也被添加进去。文化工业此举旨在践行消费主义逻辑，以人性化和生活化投合市场需求，但至少在客观上也反映了新的语境下人们对革命现代性及筑基其上的革命话语的反思和规正。 论文主体部分分为四章: 第一章主要从生活、情爱、身体等视角着眼，探析1950、196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在对革命话语进行神圣化建构过程中的凡俗成分及其书写情况。 受革命现代性制导，新中国成立后对充满革命激情的精神生活的崇尚和张扬以及对凡俗生活的贬斥甚至放逐蔚然成为时代风尚。在此语境下，革命历史小说对革命话语的建构就意味着借助于主导意识形态的威权对凡俗生活话语进行规约和整编，但凡俗生活本身难以抵御的诱惑力，往往使得革命历史小说依然机警地寻觅着它的魅影。这样一来，对凡俗生活的意识形态化改写与革命话语之间就存在一定的间离倾向，却从而为凡俗生活以及置身其中的生命个体的常态存在争取了空间。正因此，才使得革命历史小说尚能保持一定的世俗人道主义精神和人间烟火的亲切感。 该章指出并阐析了这样一种现象:当时的革命历史小说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特定政治意识形态所期许的愈益强烈的神圣化演绎，对凡俗生活和凡俗人物进行了谨小慎微的书写，尽管柔弱，但也对凡俗生活中的感性生命个体给予了难能可贵的关切和来之不易的一点尊重。对凡俗情爱生活的书写也是导致革命历史小说出现意识形态间离的重要方面。尽管革命历史小说中情爱书写的范式、风格、旨趣等都要与革命意识形态相协调，接受革命意识形态的话语整编，致使革命意识形态味道很浓，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以凡俗温情暖爱的遐想和享受，从而也相对增强了小说的魅力。在对身体的书写上，革命历史小说也多少存有与时代主导意识形态不相一致之笔，在对身体进行政治化伦理化处理的同时，也以不得已的暧昧和腼腆，为身体的凡俗欲望争取了话语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革命身体的匮乏和赢弱。 第二章通过比较解析上述革命历史小说在1950、1960年代被改编摄制为电影的情况。 这批革命历史小说在被改编加工为电影的过程中，为了更加符合当时受革命现代性制导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标准，原文本中的许多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非政治因素(往往是与神圣革命相异质的凡俗成分)被弱化或驱逐，政治因素(神圣革命话语)被锐意放大。这样一来，作为意识形态的再生产，革命历史小说在被改编制作为电影的过程中对意识形态进行提纯和强化，从而增加了意识形态浓度。与此紧密相关，较之小说原作，这些电影中情爱生活的成分被大大降低，以至于作为凡俗欲望生活的重要成分的情爱生活因为意识形态压力而紧张和委屈;而卡里斯马典型也进行了旨在超凡入圣的版本升级，当然，这种升级并不是丰富性的提升，而是将小说中典型人物的凡俗成分尽量去除以提高卡里斯马典型的革命神性品级，致使人物性格更加单纯，实质上是一种远离凡俗生活的理性提升。 第三章依然通过比较阐析了革命历史小说近几年来被改编制作为电视剧的情况。 新的语境为1990年代以来的“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提供了较大的自由空间，于是文化产业在其所租借的权力资源的护佑下暗渡陈仓，尽可能大胆地挖掘“红色”资源中可供消费的元素，这种对政治的他异因素的开发显然受到了商业逻辑的诱惑或制约。与对革命历史小说的电影改编风潮迥然相异，这次改编采取了向俗的基本套路，主要策略则是“人性化”和“生活化”。于是，曾被革命意识形态视为凡俗的正常情感、爱恋、身体等等个体感性因素得到了宽容和尊重，卡里斯马系统也因此而焕然一新。尽管此举旨在消费，但也展现了以革命现代性为灵魂的革命话语在新的语境中的状态。 第四章以“叙事伦理”和“欲望”为视点考察了从革命历史小说到电影再到电视剧的文化变化历程。 革命历史小说特别是由它们改编摄制的电影采用了革命的宏大叙事方式，演绎了革命意识形态话语，遵循的则是革命叙事伦理，以神圣化的革命理则制导了“偶在个体”的自在性情，私性凡俗欲望受到严格限制甚至贬斥;而在“红色经典”电视剧中，这种情况则有显著改观，个体自在性情和私性凡俗欲望得到了宽容和重视。这种历史性变化其实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革命现代性的反思和再认识。 另外，论文还在“结语”中指出，革命文艺应该在尊重人性和凡俗生活的基础上再加以审美化的提升，从而展示一种超越性的维度，并将这种革命文艺所建构的理想生活视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取向之一，因为这种兼容凡圣之维的生活因其张力而富有魅力，而这种生活的主角也因亦凡亦圣而亲切却不失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