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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美国女性，托妮·莫里森是当代美国文坛最受瞩目的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凭借其独特的诗歌化语言及意义深远的主题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并赢得了高度的评价。作为一名非裔美国女性作家，莫里森深切关注着非裔美国人的生活境遇及其在双重文化冲突中的命运，探索他们生存的内心体验。本篇论文通过对《最蓝的眼睛》主题的解读，探讨了莫里森创作这部小说的最终目的，即寻求非裔美国人，非裔美国家庭乃至整个非裔美国民族的生存出路。 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以生动丰富的语言描述了一个黑人小女孩恐惧与孤独的成长经历，展现了她对一双蓝眼睛从渴望到幻想以至最后坠入疯狂的悲剧过程。《最蓝的眼睛》揭示了美国白人文化价值观，尤其是主流社会流行的审美标准对黑人的影响与戕害。在白人文化价值观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把黑与丑等同起来的偏见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从好莱坞电影到儿童玩具白人娃娃，这种畸形的白人审美标准对黑人尤其是黑人女孩的成长过程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本篇论文主要采用后殖民理论视角来着重探讨小说中反映出来的文化殖民现象，以及白人主流文化强大冲击之下非裔美国人及非裔美国家庭迥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分析白人的主流霸权文化如何通过大众传媒和正统教育等途径对非裔美国人进行精神洗脑，造成非裔美国人的自我憎恨，自我否定心理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 许多评论着重分析书中非裔女性人物对白人主导文化的消极回应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幸命运，而本文认为《最蓝的眼睛》这部小说中所体现的并不仅仅是悲剧的结局，小说中同样充盈着抗争的声音，它存在于另外一组具有抗争精神的非裔美国人身上。基于这一观点，本文探讨了在白人主流文化所界定的女性审美标准和白人中产阶级家庭模式的桎梏之下，非裔美国人截然相反的抉择，并侧重展示书中具有抗争意识的非裔美国人的生活状态。 本文从两方面对此进行比较论述:其一，在白人主流文化所定义的女性审美标准的冲击之下，非裔美国女孩儿对白人审美标准的不同反应，即:是困惑和盲从还是体察和抗争:佩科拉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自己长得丑陋，她朝思暮想，渴望拥有一双蓝眼睛，她认为如果她能拥有蓝眼睛，一切将大不一样:她不会再受到同学和老师的冷落;父母将不再打斗，父亲也不再酗酒滋事等等。而与佩科拉同性别、同年龄、同种族的克劳迪亚则对白人文化采取了一种抗拒的态度，她发现白人女孩与非裔美国女孩受到的不同对待，她拆散了体现白人主流文化审美特征的洋娃娃，她对混血女孩莫丽恩羞辱其他非裔女孩的行为予以反击。克劳迪亚保持住了一个非裔女孩的自尊、自信，肯定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其二，在所谓的理想化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模式（迪克和简的世界）的冲击之下非裔美国家庭的不同生活状态。即:是相互排斥和疏离还是相互理解和融合。布里德洛夫一家生活一片混乱，波琳爱白人家庭的孩子胜过自己的儿女，乔利感觉到对生活无能为力并逃脱家庭的责任，儿子老是想逃离家庭，女儿佩科拉则充满了对成长和生活的恐惧。麦克蒂尔一家虽然也生活在贫困的边缘，却家庭和睦、相互关爱。父亲时刻护卫着家人的安全，母亲也没有因为生活的压力逃避责任，虽然她有时会对孩子们絮絮叨叨。麦克蒂尔夫妇对孩子的关心使他们的女儿们树立了生活的信心，使她们身处困境而不放弃期望和对生活的信仰，保护了她们心理和人格的健康。 论文最后分析了莫里森在有着差异的世界里为寻求非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和非裔美国家庭的生存途径所做的努力。莫里森不仅揭露了主流文化对非裔美国人形成的霸权，同时也对非裔民族文化及其价值进行了探索，暗示了非裔民族文化的保留对白人文化霸权的潜在抵抗作用，以及对黑人生存的救助作用和黑人心理的治疗作用。莫里森向读者展示了诸如黑人音乐、非裔社区责任感和非裔民族传统例如:仪式和讲故事在非裔美国人的生活中所起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莫里森揭示了非裔美国人不能脱离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唯有植根于本民族文化的沃土，非裔美国人个体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和身份。莫里森对构建非裔美国人文化身份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