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诗歌选本的研究目前在新诗研究领域尚处于一个起步阶段，针对80年代“第三代诗歌”选本的研究基本上是一个空白，本论文研究的目的是将一些已经被看成“定论”的问题重新“历史化”，通过“第三代诗歌”最早的两个选本的编选体例、编选标准、入选诗人诗作等一系列“小问题”来凸现“第三代诗歌”本身具有的历史复杂性，考察两个选本在诗歌观念、诗歌规划上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并追问这些相同和不同之处最后对“第三代诗歌”的经典化和文学史地位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它们对“先锋诗歌”在80年代成为主导诗歌话语起到了什么作用。等等。 有关“第三代诗歌”的选本据不完全统计有近30种，本篇论文不准备都将其纳入研究视野，而是选择了两个选本作为研究的重点，这就是1987年出版的唐晓渡、王家新编选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以下简称《实验诗选》）和1988年出版的徐敬亚、孟浪等编选的《中国现代诗群大观1986-1988》(以下简称《大观》)。 论文的绪论主要讨论“选本”研究的文学史意义，它既是新诗研究方法的一次尝试，也将会对人们重新认识八十年的“第三代诗歌”产生某种影响。第一章讨论两个选本对“第三代诗歌”的不同反应，这种反应基于不同的文化身份和诗歌观念，并直接影响到选本的编选标准、编选体例。 第二章和第三章讨论两个选本的编选标准和编选体例问题。编选标准和编选体例表面上看是“选本”编辑中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而实际上，它们是各自诗歌观念的直接结果。讨论编选标准和编选体例，就是要讨论隐藏在形式背后的“观念”:入选标准、“流派宣言”和“作者的话”、次序和数量、对经典的认定构成不同的“场域”，诗歌观念如何在操作层面形成“诗歌规划”，并直接构成文学史叙述的中心部分。 除此之外，“先锋诗歌”这一概念还将会进入本论文的讨论。笔者所关心的是，先锋诗歌是如何在当代复杂的文化中确定其自身的文学史内容和文化身份的？“先锋诗歌”在其历史流变中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这是结语想要追问的几个问题。 限于本人研究水平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得出一个结论并不是本论文最终的目的，仅仅是想通过对这两个选本本身的描述来试图展现上述一些问题，希望这些问题对于重新思考“第三代诗歌”起到一点启发作用。